——《闲情集》读后

高云峰（永寿）

庚寅夏，幸得马骏英先生《闲情集》，并欣然拜读。

坦言之，因囿于长达卅年之贱民经历，及纵贯平生之坎壈挫踣所积塑之认知观念，故对时下“从俗沈浮，与时俯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春风杨柳，莺歌燕舞”之所谓“老干体”向但敬而远之。然，通读是集，则见马先生之毫端所出，却绝非芸芸养尊处优族之闭目塞听、惟谀惟颂之作可同日而语。其大部篇什之字里行间所流泻者，则尽见其宽厚敦和，憎爱分明，悲悯意识，常人情怀。于是，掩卷回味，认同感遂油然而生。

与马先生相识，仅双春有余，而其对我文化国粹之执著，对同道之友忱，则使客居渭城之愚下倍感相知相契之慰。家父在世时，曾因自身所历而常慨“秦多仁厚”。今与马先生等诸君交往则再证其言。先生身为一会之长，除躬身多劳，则概无他殊。如学会每有诗事，其辄与诸同仁倾力以赴，废寝忘食。对所办刊物，尤以恭谨之心务之。或辑或校，一丝不苟。遇有诗稿中词句与作者之意相左，亦从善如流，而一无固执己见。故每相聚，或外出观光采风，众诗友济济一堂，喁喁喈喈，无不心舒意畅而大有如归之释。人在晚年，有同好老友相厮磨，一大幸事也。

据知，马先生之大半生皆供职政界，颠沛宦海，而所操之业概与诗词风马牛矣。然而，涉足诗词仅短短半秩有余，其功力已臻相当水平，所付精力，自可想见。倘无一腔热情与恒念，及自勖自励之毅，则断难成就今日之果。由是观之，“人过而立不学艺”之说可谓弗信。但心向之，力为之，则无论耆少，似无事不可成也。目下，我域已入老龄社会，退休一族排遣时日之方式不外以下：含饴弄孙，游手好闲，养鸟钓鱼，宠猫侍犬，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寄情山水，舞文弄墨。凡此种种，若论其品位，末者则自当为上。因行为源自脾性，境界赖于陶冶。意在翰墨者，其笔下又有雅俗之别。而或雅或俗，又限于搦管者阅历之丰歉，学养之厚薄，立意之崇矬，思想之海拔。就诗词而言，向谓之“诗艳、词庄、曲俚”说已为人所共识，而愚以为，除千载成范而必得无条件遵从之文学体式，诗，亦思也。无思（尤其是普世之思），则不仅无诗，亦无他类堪读之文。诚然，“虎豹无文（花纹），则鞟同犬羊。”（刘勰《文心雕龙》）而徒有其文而无其质，则不啻纸虎也。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又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其“理”便是“志”，便是“思”。唯有以心摛文，情、志交织之作，方能打动读者，引发共鸣。可见，“功夫在诗外”，绝非信口。

 马先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在职时即以文笔名之。正因有此厚积，始有赋闲后一发而不可收之雅获。横观之，类先生之年之境者夥矣，然，有先生之高雅情趣者则寡矣。他者非不思为也，不欲为也，但多力不从心也。思今之大小“公仆”，在职时几乎尽以仕途为要而殚精竭虑，周旋颠蹈。除“公务”和“公享”外，多与严肃书刊绝。岂不知，年有涯而宦无际，黄花成昨，势在必然。知而不悟，不亦悲哉？而或仅凭升文斗墨，尽为应景逐时之“‘主旋’口号”聊以自赏，反更遗人诟料。

通读《闲情集》，始知先生胸襟及真性情。人逮暮岁，其性愈笃，其言益真，此乃人性外在为社会所约制之故。非常之下，即便赫赫三公五侯，亦多怀抱琵琶，言不由衷，况位下言轻及区区布衣草民者乎？趋利避害，忌惮所迫，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而年逾花甲，解羁伏枥，则多无身家利害之冲突，投鼠忌器之虑顾，此时尚不聊放形骸，一舒郁结，张显个性，一吐为快，不亦枉屈斯生乎？而唯情之所至，心志乃见；心声既出，则抑扬尽诚，顿挫皆谐，雅俗咸美。此则因其盖为信言也！

归《闲情集》之十大板块，概发抒、针砭与情谊三类。而后二者则愈见先生之书生意气，文人情怀。赞，意气薄霄遏流云；砭，入木三分锥见血；情，一腔挚爱意缱绻。

“禹天转动春常驻，圣火喷薄世永传。甬道青铜筑旋路，迎来新纪又千年。”（《中华世纪坛》）慷慨激昂，浩气盈怀。

“为官双口含金豆，相连上下无疏漏。处人做事常常谬，张开两口能开溜。黑的能变白，没有说成有。不干也吹他个三五六。”（《[正宫·塞鸿秋]“官油子”自白》）信手拈来，惟妙惟肖。

“念斯人，望轩窗。千言万语，祭酒洒厅堂。睡醒几番浊泪淌，思内子，痛肝肠。”（《江城子·悼念内子秀贤》）情真辞切，催人伤感。

然而，文学者，亦遗憾之艺术也，无疆之境界也。况我泱泱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四海五洲，独耀一帜。而古典诗、词、曲则尤有巨擘在前而丰碑仰止。故，括马先生于内之尚文吾辈，犹当谦恭以读，勤勉以习，孜孜矻矻，秉烛而继。唯如此，始可聊以为慰，临去而无大憾矣。愚下坚信，伴民族之复兴，随国学之再倡，中华传统诗词之复壮与复纯亦定有大望。值此，且诚盼马先生再接再厉，赓有大作。

    某之拙文，虽泛泛而絮，辞难中肯，但却言自腹出，亦为心声也。如若不弃，愿与先生同舟共勉。

               庚寅孟秋于渭城原畔玄类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