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要进入市场,得经过省市县三级认证,并为此支出高昂的成本,这已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江苏某上市公司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9/128784312_14574741784281n.jpg)
主持人:何晏
随着简政放权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基层办事比以往顺畅许多,但依然存在一些死角和盲区。对此,群众呼声强烈。
主持人:现在基层办事难、办证难还有哪些表现和特征?
王开玉(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基层办事比以往顺畅多了,可对农村以及某些特定人群来说,“办证多,办事难”的现象依旧存在,有些地方仍旧存在层层设卡的问题。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领域的创业机会和空间逐步增加,但融资渠道不畅、担保难是很多创业者面临的最大瓶颈。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创业青年在申请贷款时没有担保人,也没有什么抵押物。加上很多项目又倾向于那些形成规模、有人脉关系的企业,很多人因此而放弃创业。
孙宝强(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专家理事、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确有这种情况。简政放权带来的获得感在基层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比如,在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仍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的“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方面办起事来自然顺畅。而对于不在上述“优待”范围内的事务,有些工作人员就会“看人下菜碟”。
杨绍功(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说到办事难,应更多关注企业的办事难。现在老百姓跑个证、“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情况少了,而企业办事被卡的情况时有发生。
主持人: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实不到位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蓝绍敏(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泰州市委书记):在我看来有这么三个原因。一是部门权力意识太重。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讲到优化发展环境、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大家都赞成,但到了具体清理审批项目的时候,一些部门却“打着自己的小九九”讨价还价,软磨硬拖,找各种理由顶着不办,想方设法保留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深究起来,是有些同志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
二是“中梗阻”现象严重。我们讲到优化商务环境,大家都赞成,但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中,不是按国际惯例和公平公正原则提供优质服务,而是“乡下锣鼓乡下敲”,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当初的承诺不兑现,应有的服务跟不上。有的部门对特定的社会中介机构不善管理,甚至帮助一些机构搞“独家经营”,在缺乏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任由其侵蚀投资环境。
三是不作为心态作祟。有的基层部门和领导,抱着不干事也不能出事、不乱为也不作为的心态,搞被动服务、消极服务,最终影响外来要素的集聚,影响地方的长远发展。
王云飞(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基层办事难,其实无外乎两点。一是有利可图,易于权力寻租的领域难改革,这些领域很多与现实利益相关,少数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往往有种获得利益的思维。二是政策规定不明确的灰色地带,权力部门有规避风险的思维预设,怕担责任。
主持人:还有哪些原因造成了基层办事难?
黄霄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审批服务管理处处长):办事难,难在政府部门不是一个窗口对外。老百姓经常说办一件事要盖无数个章,其实是政府部门多头管理、层层审批的结果。
孙宝强:基层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还在于政府部门没有持久、有效的外部压力。在一些地方,监督的制度规定都有,但往往执行不到位,或者根本就是摆设。如何让监督更加有效是关键。
基层公务人员素质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办事效率,导致现代化审批手段无法发挥足够作用。一些地方推行无纸化审批、网上审批,但一些公务人员不会使用,收到申请后先打印出来讨论、报批后再进行网上操作。
王云飞:是啊,从监督角度来看,基层政府工作如果没有透明化的流程,外人很难掌握一项审批事项进度如何,不透明必然使质询乏力。
主持人:切实解决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的问题,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平、及时的服务。
王开玉:我们还需要增加公务员的工作激励,可以探索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薪酬制度,形成公务员工资可升可降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审批标准和流程制定,运用好听证制度,对于审批标准和流程进行听证。
蓝绍敏:从泰州来说,我们放弃了拼资源、拼优惠、拼政策的“老三拼”套路,树立了比政府职能转换、比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活力、比符合国际惯例商务环境的“新三比”理念。从“老三拼”到“新三比”就是解决企业办事难的理念上的转变。
列出政府权力清单后,我们还将把清单协调整合,实现统一,避免各自为政,清除群众和企业办事的明沟暗坎。积极稳妥推进“六个一”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更大力度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为创新创业清障搭台。(整理:陈诺 杨绍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