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7年,17岁的我,参加了沂蒙山区一个最基层、只有6人的小小税务所,当了一名“税狗子”。
这里税源很丰富,几十个村子有数百家用麦草做烧纸的作坊——烧纸销往东海边的渔民,因其是迷信品,税率很高,上级指示,细查稳征,不得舍弃。另外也还有棉花、烟叶、干果、药材等土产品及牛、羊、驴、猪等屠宰和皮毛畜产品的税源。
这些产(商)品的交易,主要在乡村5日一循环的集市上进行,所以收税就要去“赶集”。按地域划分,我们6人5天需赶7个集,加上税款每10天左右就要上交支局一次,支局在70多里的沂南县,每次2人来回步行需两天。这样我们几乎天天都分成两组或三组,分别“赶集”收税和送交税款。因此每天早饭后,准备停当带好武器,上路前都要经历一次颇动心弦的“道别”,两组或三组人互相握着手,同时一起喊一声:“烈士碑上见面!”然后摆手,各自登程……
这句道别语,虽说天天喊,似是形式,其实不然,多数时候——尤其周围发生事件、空气紧张时,同志们的脸上,都那么庄重和严肃,甚至眼里噙着泪水,声音哽咽,就像真的方才还嬉笑相聚,转眼间就可能殉国他乡,只有名字同刻在一幢烈士碑上一样。因而道别后,往往好一会都默不作声……
我到所里去时,同志们已经这样做了。开始我感到新奇,继而震撼,但待我了解了原委后,不但自觉地跟着这样做,而且好像具有了这种“准备牺牲”的精神。
这句道别语,不是危言耸听,既是一种主动的思想准备,也是每个同志应具备的、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当时,解放战争正在全国进行,沂蒙各县城和重镇均被国民党及还乡团占据,我们就工作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也叫做“坚持敌后斗争”,有的集市距敌据点只几里路,有时与敌人的“便衣”碰来碰去;我们的住处,也神出鬼没地在各山村随时改换。送交税款,是将整好的钞票包在行李内,打成新四军6个十字花样式的背包,予以伪装。近在咫尺的敌人,早已垂涎欲滴地瞅着我们所收的大量税款了,我们只能与其巧妙周旋,以确保税款的安全。这也是当时在周边发生的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警惕的依据,也才有了这句壮烈的“道别语”。具体是从哪里学来的,还是自己编造的,从没人说过。
例如,在沂水县城东南的斜屋集市上,某兄弟所安桌收税并为老百姓兑换“法币”时,带去许多根据地货币,敌人得悉,出动武力企图抢劫,幸亏民兵配合与保卫,将其击退,保住了款项,打死其1人,所里和民兵2人负伤。
还一个兄弟所,刘、范2人去支局送交税款,在途经敌人占据的县城不远处时,范突然叛变,先下了老刘的枪,企图劫持刘一起携款投敌。因范是地主被“复查”,早勾结敌人密谋了这一罪恶计划。老刘假装服从以麻痹范,趁大雨在一破陋看瓜屋躲避时,冲进庄稼地逃出,火速找到民兵赶去堵截,范逃至县城,只取回了税款。
我们所也经历过两次危险:一次是一个偷漏税商人勾结还乡团夜袭我们住处,我们得到情报立即转移,敌人扑空,放火烧了部分群众的房屋。再一次是在距敌据点五里路的草沟集上,敌人出动几十人袭击抢劫税款,当地武工队早有察觉和准备,迎击中打死其3人,活捉3人,民兵2人负伤,税款安全无恙。
我很快得知,我们税务所6人中3人是党员。所幸的是“烈士碑上见面”的道别语,在我们所未成事实,但给予同志们的精神力量是无限的、永恒的,我自觉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和人生的价值,心里亮堂堂,和大家一起,无论有任何危险,都无所畏惧。不久,我调动工作,所里专门把我的表现,用文字作了介绍,我行动也更加积极。前后只一年多时间,在新单位,我还正在18岁的杠杠内,就被吸收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临沂 宋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