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成、卢五四《活在正道》序言

郭文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学任教期间，因文墨之缘拜识原洛阳地区教育学会负责人、豫西硕儒卢治平老先生，竟成为忘年之交。老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精深，在语文教学研究上卓有成就，而且颇有识人之名，是我非常钦慕和敬仰的老前辈。我有幸承老先生错爱成为他的门生，深以为荣；他对我的关心、爱护、奖掖和提携之恩，使我终生不能忘怀。

由于和卢老先生的频繁交往，渐与其家人相熟，尤其与老先生之二公子卢五四先生相谊甚厚，平素谈经论道、海阔天空，知己不套，交称莫逆。他家学渊源，从小在那样一个有着浓厚的学术文化气息的家庭里长大，陶冶熏染，自然也是超凡脱俗识见过人。在大学里他虽然读的是外文，但由于受父亲的影响，他对国学精粹和宗教文化兴趣颇浓，常常浸淫其中而不可自拔，思想学问渐入佳境。而我则因后来转入行政机关工作，整日冗务羁身，浑浑噩噩虚度光阴，荒废了学业，大半生碌碌无为，无所成就。去年岁尾忽接他的电话，说他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叫李占成，是前洛阳市政府的秘书长，退休之后潜心于国学和和宗教经典的学习研究，颇有心得，撰写了一部关于《易经》、《圣经》和《古兰经》的书稿，想让我看看并加以修改（未提他亦参与撰写）。我闻听此言不胜惶恐汗颜！我不学无术何德何能，有何资格竟敢为如他那样位高资深、学究天人的翘楚看稿改稿？

然而，由于卢五四先生言辞恳切诚挚相托，我又不忍、也舍不得因固执地拒绝而伤害我们彼此之间三十余年结下的深厚友情，便违心而勉强地答应下来，同时安慰自己并为自己打气儿说，这也是一次督促自己学习上进的机会，有此精神大餐，不正好尝鼎一脔、先睹为快么？

于是，五四先生把书稿从网上给我发过来。我退居二线后东跑西颠，在奔波的暇隙中开始时断时续的阅读。先读有关《易经》部分的书稿《活在正道》，继而读有关《圣经》的书稿《研读<圣经>悟道一百》。通过通读这部书稿，可以说填补了我在这方面知识的不少空白点儿，弥补了我的识见的短缺，使我受益匪浅。至于所谓“修改”，自然是谈不上的，我仅能就目光所能及、主要是在个别文字文法方面的欠妥之处提一些愚陋的浅见，而在文稿的主旨、观点等方面，以我浅薄的学力，不可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阅读书稿，我对李占成先生这位至今尚未谋面的主笔者由衷地心生敬佩，只能仰望和叹服。先生曾是官场上的骄子，大半生宦海陆离浮沉，出污泥而不染，历经了仕途上数不清的暗流险滩而能稳妥航行抵达彼岸；退身官场之后又能忱挚学问、博览群书、精心钻研、著书立说，若无高境界的修为、超然的人生目标追求和渊博深厚的学养，是绝难做到的。

两部分书稿读完之后，五四先生又向我提出写序的要求，这次我是坚辞而不肯“就范”。我情知由我来为如此厚重之作写序，无论是就我的资历还是就我的学力而言，都是极不恰当的。李先生虽未曾谋面，但读其文如见其人，其学问人品从他的书稿里就能了解大概，我是非常崇拜和仰慕的，遑论为其书作序，确乎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在我坚辞不就的情况下，五四先生出于无奈才道出实情，说这部书是他和李先生合著的，请我作序是他的意思，也是征得了李先生的欣然同意，他们两人想法一致才由他向我郑重提出的。这一来又“将”住了我的“军”：勉强承当？显然，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够格的；但若固执己见再予坚辞，又觉拂逆了先生的真诚，也觉不妥。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在矛盾忐忑的心境中，又搁不住五四先生的恳切相邀，面软心慈的性格弱点促使我再次违心地、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这真的是在无“金刚钻”的前提下揽了“瓷器活”，深觉太自不量力了！

《易经》是中国上古三大奇书之一，道家学派称之为“三玄之冠”，儒家誉其为“群经之首”，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文化学术的瑰宝，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它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到地理，中及人事，深刻地反映了自然规律。从国君的治国理政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均具有深广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有关《易经》研究、阐发和由此衍生的各类门派的学术典籍及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关于《易经》究竟应当如何读、如何解、如何用的问题，至今仍是人们要面临的问题。由于其文字的简约和古奥难懂，反映客观世界的方式的神秘和特别，使得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敢轻易涉足，多畏其艰深致望而却步。少数对此感兴趣的人，由于其文化、学识、修养和价值观念上的高低深浅，层次有别，致使这部经典在研究和利用上也呈现千姿百态、良莠不齐、真伪混淆、芜杂难辨的局面，甚至一些人误入歧途，堕入封建迷信的泥淖，乃至扭曲利用这份本来神圣崇高的文化遗产去招摇撞骗、欺诈钱财，客观上起到了危害社会的作用。因此，撰写出一部遵从原著的本义、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高度上正确地、积极地、通俗地阐释《易经》，真正用以指导人们趋利避害、“活在正道”的书，显得十分迫切和需要。此不啻为时代的呼唤和拥有大胸怀、勇于担当者的历史重任。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经典，是一部关乎犹太民族、自埃及奴隶经历黄金时代终至成为巴比伦之囚的民族历史，是一部犹太民族传记。基督教的信徒们认为它是一部耶和华神应许和拯救以色列人的故事，关乎神的传记；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救赎、神所默示的书。在西方社会里，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其教义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影响力遍及哲学、政治、经济、制度、伦理、法律、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自其在封建社会末期由西方传教士传入至今，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新中国建立至今，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信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任何宗教。以马列主义观点看待宗教，认为宗教是麻醉人们意识的“精神鸦片”。然而，宗教诞生于苦难，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向往，虽有其荒诞的一面，但它毕竟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之一。所以对这份文化遗产我们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剔除其唯心的、封建的、荒诞不经的种种糟粕，发掘其积极合理、透射着人文光采的内容，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所用。我们应当正视东、西方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一概无视和排斥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如《易经》和《圣经》这样的中国古代经典和西方的宗教经典呢？窃以为仍应遵循毛泽东所提出的原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而“弃”之，而不是兼收并蓄。在我们今天以至今后很长的时期内，面对《易经》和《圣经》这两部在中西方均产生了、正产生着，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圣典”，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如何利用，在利用的过程中如何去具体操作，都仍是一个常做常新的课题。

我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说略具常识。有关《易经》，只读过几本入门的书，仅有所了解，并无深研；对西方的《圣经》也只是通读过，有关的资料稍有涉猎，知之不深，不敢妄议。通过此次阅读书稿，使我大有拨云见日、醍醐灌顶之感。李占成、卢五四两位先生厚积薄发、高屋建瓴，把艰深的易理阐述得明白易懂，把西方的信仰及其价值理念加以中国化的诠释，使广大读者即使未曾通读《易经》和《圣经》原著，亦可对其内容和著者的观点了解个大概，开辟了一条入门的捷径；在通俗化地解说经典上、在普及传统经典和宗教知识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观之，可谓：此著扛鼎，功莫大焉；可喜可贺，可钦可佩！

这部著作的更为可贵之处在于，这部书的作者之一李占成先生从政多年，成熟稳健，视野开阔，阅历丰富，目光敏锐，以独特的角度亲身经历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对官场上的“潜流”知其深浅，谙熟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情形和精神状态，故其下笔能够准确到位，切中肯綮；能紧扣时代脉搏，契合社会现实，由经典上的内容生发开去，或循循善诱，或谆谆告诫，或严加针砭，辄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促人深省，发人深思；抓住人性中的弱点和阴暗面，点拨疏导，给处在浮躁的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上到高官，下至普通人群，开出了一剂疗救的良药。使身居领导岗位上的良知未泯者，读后能够自省自警，悬崖勒马，不至于走上错误乃至犯罪的道路；使社会大众读后能够在生活中趋利避害，少跌跟头，少走弯路。

在时下的官场上，那些凭着侥幸心理“前赴后继”以身试法而不断落马者，倘若在其“伸手”之先能有幸读到两位先生的这部著作，及早走入人生的“大境界”，那么也许他们至今仍会在自己身居的官位上，或者在更大的人生平台上显其身手，有更大作为，将会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会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因此，这部书也可以看作是李占成、卢五四两位先生给当今社会上沉积了“宿业”的人们赐予了照亮前途的一盏“歧路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的付梓，不仅在时下非常必要，而且正当其时，如雪中之炭、大旱中之云霓。这是普惠众生的一部宝典，是一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而对人性进行“救赎”的“大书”，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推而远之，亦有其深远的教化和“济世”作用。

作为一个门外汉，我的看法也许会失之偏颇。但作为一个有幸得以先睹的普通读者，我读后的直感也许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故不揣冒昧地写在这里，以就教于方家；若将其算作“序言”，则我之幸甚！

——然不过“滥竽充数”而已。

                                豫西后学郭文光谨识

                          二零一六年之“九一八”于卢氏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