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2年参加工作，1991年退休，在岗工作历时40年。先后供职于龙窝供销社、县供销社、手工业联社、工业局、财政局、县革委会办事组、县委办公室等单位。其间县供销社两进两出，历时9年；四进三出财政局累计19年。在机关工作以外，1964至1966年参加本县、长安、洛南、商县的“四清”运动；1972年参加捉马沟整组试点8个月。在这40年工作中没有突出业绩，没有犯严重错误；也没有受过领导机关的表彰，没有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平平常常地度过这一历史时期，完成党和人民赋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参加工作40年间，曾经历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粛反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1964年至1966年的“四清”运动，1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6年至1968年的大批判与两派斗争，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1年的“9。13”林彪事件，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运动；经历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使干部职工受到一次次的深刻教育，一个个的严峻考验，推动社会的一步步前进。

 建国初期，我们县处于较贫困落后的状态。各机关全是集体办公，一人一桌一椅，除财政局有一台旧计算机，政府办公室有一台人工打字机，都是用毛笔写公文，用珠算算账，用钢板刻蜡纸，用油印机印刷。机关实行一周的“周六工作制”，一天的“八小时工作制”，全年法定假日7天，公休假日、法定假日加在一起1年是59天。国家虽有这些规定，但很少能够享受。人少事多任务重，占用夜间、周日、法定节日加班是司空见惯。1954年在县社经理部做会计工作，从大年初四上班，直到农历四月八没回过一次家。1956年春节因搞年终决算，在机关度过除夕。既是八九十年代，规章制度仍然严格。我1987年初退居二线，职务由原县联社监事会主任，改任财政局巡视员，却与在岗工作人员一样照常上班，坚守工作岗位直至退休。

    五六十年代，干部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要求工作人员奉公守法，执政为民，两手清风，一尘不染。严禁多吃多占，贪污盗劫，以及其他违反党纪国法，否则严惩不贷。工作人员无故旷工，上班迟到早退，因私用公家一个信封，一张邮票，打烂一个煤油灯罩，都要在生活检讨会上进行自我检查，开展相互批评。情节严重，还要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一定时间内不能晋级提干。药材公司一营业员贪污公款二三十元，银行会计股长拿了金库些许黄金，召开县级单位干部职工大会，绳捆索绑，公布罪行，开除公职，逮捕法办。一个乡干部破坏军婚，双开逮捕，判刑3年。

那时机关办公、职工住房条件简陋。县政府住伪县衙，县委住文庙，其他单位有住没收公房，有住会馆、福音堂、城隍庙。许多双职工租住私人房屋，“一头沉”干部几人合住1间。我第一次在县社工作时，一度住着约5平米的厦房，用4个油篓1块门板支的床铺。在政府大院起初3人住一间，两人住一间，增加房舍后才住半间、1间房，18年间我搬了8次宿舍。1964年在龙窝社教，曾住在关过牛的牛圈里，白天有太阳，夜间有月亮照进屋里。下到区乡、村组，常是两人合住1个床铺，同睡1个被窝。夏秋住在农民家里，蚊子、臭虫扰得睡不安宁。如下乡蹲点、驻队、搞各项运动，还得要带上自己的铺盖。

干部职工的伙食，机关办有职工食堂，实行AA制，吃份份饭。一日三餐，一般早起苞谷糊汤，中午蒸馍或面食，晚上豇豆角或西红柿、洋芋片汤面，很少吃大米。副食有蔬菜、豆腐、鸡蛋、粉条，几个礼拜能吃一次回锅肉或红烧肉。伙食标准五十年代不到10元，六十年代也只10至20元。口粮标准起初每人每月30、32斤，自然灾害时

减至29斤，还要节约2斤支援灾区。每日9两粮，年轻力壮的多数吃不饱，年老体弱身患浮肿，一度增加黄豆供应，补充营养。加之猪肉、食糖、糕点凭票供应，生活很是艰苦。下到农村吃的更困难，在农民家吃一顿饭，粗粮付1角，细粮1角5分，交粮票半斤，但要与群众同吃一锅饭，群众吃啥我们吃啥。多数吃红薯干、野菜糊汤，偶然吃一次细粮，算是改善生活。1960年我在试马石槽沟当一个月社员，没吃过一顿细粮，吃的菜多是野菜，还有用老刺菜芽涝的酸菜，从嘴里扎到喉咙。现代人常吃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患上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终身疾病。可在困难时期，什么病也没有，只有一种身体浮肿叫黄

种病。

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干部职工穿的衣服全是棉布，灰、黑、蓝三种颜色。式样男的中山装，女性列宁服，国家困难时期一人一年只发2尺7寸布票，人口少的家庭只能做一条裤子，人口多的做一件上衣。这一时期干部大都穿的旧衣服，补丁摞布丁，衣服破了上衣在袖口、臂弯、肩膀各补一块，裤子在膝盖、屁股各补一块。还有的人没办法用化肥袋做衣服，人们形象地说“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腿上是含氮46%”。七十年代，市面上有了丝、绸、麻，的纶、的卡、的确良纺制品，看起光彩华丽，但能穿的人多是领导干部和双职工。

建国初期的交通状况实在令人担忧，苦不堪言。在湘河、赵川、白玉未通公路，商州、西安未通班车前，干部下乡、出差全是步行。县至赵川是架子车路，赵川至白碌碡从十里坪上去是羊肠小道。县至太吉河是丹江两岸的石砭路行走艰难，危险。县至湘河100华里，步行1天，赵川200里，步行两天，白鲁础300里，行走3天；至白玉太吉河100里，步行1天。去地区头天走到丹凤，第二天到达商州，返回也是两天。好在那时机关单位多是中青年干部，身强体壮，事业心强，干劲充沛，不畏苦累。我曾走小路经过风楼、涧水沟、耀岭河，1天跑到赵川余家棚，由白碌碡经核桃坪、太子坪、江西沟当天回到县城。还有1次清晨自赵川起身，经梁家坟、七里砭、太子坪、太吉河，蹚18道河水，太阳没落山到达梁家湾。走山路常会遇到野兽、长虫，我曾在耀岭河干沟垴与梁家坟交界山头上，突遇一群数十只红毛狼，群众叫它“二郎神”，吓我一跳。好在它只吃牛、羊、猪家畜，野鹿、野羊、野猪等野畜，从不伤人，受到了一次有惊无险。商南至西安通班车后，上去头天到商州，第二天到西安；返回第一天到丹凤，第二天到商南。坐的解放牌大卡车，没有座椅，有行李坐行李，没行李只好坐车厢。32个人脸对脸，屁股靠屁股。且路面凸凹不平，左右摇摆，上下起伏，不少人恶心呕吐，污秽物喷对面人一头一脸，甚至全身都是，气味熏人。很长一个时期秦岭南坡修的是“之”形盘山公路，坡度陡，路面窄，弯道多，行车艰难。1965年我在洛南社教，农历正月初六我与一位同事乘车去西安外调。行至秦岭山下大雪纷飞，气温下降，司机给车轮挂上防滑练子继续前行，每行一段车停下来，刮去前面玻璃上的积雪。车行一个多小时才到岭上，却被对面来的一辆貨车横在路中，阻挡去路。无论司机如何发动，无济于事。此时车内玻璃挂满冰花，人直打哆嗦。从上午9点起停车9个小时后，才翻过秦岭，住在一农民家里，次日下午到达西安。我写一篇题为《秦岭战、风雪》的报道，在《陕西日报》上发表。

工资待遇偏低，不说用工资买房购车，能够养家糊口算是不错，家庭供养人口多，劳力少，还会出现收不抵支，入不敷出的状况。我1952年初在龙窝供销社月工资仅4元，连伙食费也不够。进城第一个月的1952年的6月份，拿供给制津贴17.66元。1952年7月至56年6月，实行薪金制，一般干部月工资也只二三十元。1956年7月进行工资改革，实行行政级别，全国统一工资标准。办事员月工资30至34.5元，科员40至45.5元。这次工资改革，级别定的过低，据说商南调资指标没用完上缴地区，调给其他县。与邻县相比，我县同类人员要少拿一两个级别的工资。此后的20年间调整过两次工资，一次是调整个别工资偏低的人员，比率是干部总数的1%。县政府大院分1个指标，调给了一位副局长，调整后的月工资也只40元。一次是为工龄长工资低的人员增加工资，有调1级，有调两级的。1977年、1979年两次调资，比率是40%，即10个干部只有4个人可以增资。这两次我各调1级，级差五六元。1982年普调每人1级。1985年10月工资套改多数人调两级，我因不在套改范围只调了1级。此后还调过工资，具体情况已不准了。我1991年9月退休，工资级别为正科超一级，工资额151元。按90%计算退休金135元，再加上职称山区津贴10元、生活补贴15元，退休金总额为160元。

我与大多数干部情况不同，因有严重社会关系，影响我的政治生活与工作前途。我中农成分，农民出身，参加工作当年加入共青团，两年后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机关申请，在长安社教申请、洛南社教申请，可一直没有批准。不批准的唯一原因，是岳父家地主成分，岳父、二妻兄当伪保长，妻兄范邦耀1951年被镇压。对此我百感交集，情绪低落，产生自卑与内疚。深感工作几十年，还是个非党群众，平头百姓，知道情况的是因社会关系，不知道的可能认为我调皮捣蛋，不务正业，抑或犯了经济或政治方面的严重错误。1971年我写一封公开信，寄给岳父所在生产队队长，宣布与我岳父家脱离关系。七十年代初再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经深入调查研究，取回那封信，由单位正副两位局长介绍，按规定办理申请手续，县级机关党委于同年的5月26日，正式批准为中共党员。入党后调县委办公室，负责做常委会记录，管理机要文件。又过了多年于1982年12月县委组织部通知，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工作20年后才入党，30年后才提干。由此可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时期的“唯成分论”，埋没了多少人才，坑害了多干部。

     我和许许多多来自农村的人一样，是一个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家种田的“一头沉”干部，比之双职工有着诸多困难与纠结。我们养育了6个孩子，大孩子是我工作前出生的，其余5个孩子出生时，因单位任务重，工作忙，顾不得回家照管。那时父母另居，家中除了妻子全是孩子，一个头天晚上生的孩子，第二天早上即下河担水，可见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长期两地分居，过了32年的牛郎织女生活，直至1984年有了技术职称，给妻子与小女儿转了商品粮户口，在我53岁时家属才搬进县城，全家团聚。农村合作化后，妻子白天参加集体劳动，中午和下午收工后回家做饭、喂猪、推磨、搞卫生、洗缝衣服，照管孩子。做针线活全在晚上，常常熬至深夜。劳动之余割青草，扒树叶，垫猪圈沤农家肥。夜间纺棉线，抽空织家机布，大人小孩衣服，被里床单，几乎全是粗棉布。种地和男劳力同上同下，男的干啥女的干啥。除了担大粪，挖生地、担肥料、抬石头、锄秧草，无所不干。生产队干活半晌歇息一会，别人休息，妻子或回家给孩子喂奶，或打一把猪草，或拾一点柴禾。1960年春妻子来县城东门河修水利，因连续几天搬石头、抬石头劳累过度，正在怀孕的她动了胎气，因抢救及时才保住了胎儿。最使妻子悲愤苦恼的，是丈夫在外工作拿钱，遭到一些人的白眼，嫉妒与刁难。分配苦活脏活，压低工分，没当即交缺粮钱，把口粮扣押在生产队保管室里。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几乎年年当缺粮户，每年缺粮钱都在一二百元。我每月工资除留足伙食费，买生活必需品，全拿回家交缺粮钱，看病吃药，买衣服鞋袜、购油盐酱醋，人情礼往，交小孩学费。好在把一个钱当两个钱用，工资所得基本能养家糊口，没有借债。（朱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