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英同志的自传体回忆录《家在黄土高坡》，是一部值得一读、非常吸引人的著作。原因在于，除了设计精美，装帧大方，文图并茂，诗文相映，以及别致的书名，诗情画意般的标题，警句、格言的精准运用，文笔流畅等因素外，还有充满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和感情特色的语言。它们像熠熠生辉的珍珠，遍布20多万字的全书，俯拾即是，绚烂夺目，更给全书增添了光彩。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意思是说，民族大众的东西，才有时效性，才会被老百姓认同、流通，才有生命力。语言尤其如此。只有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才是全民的、世界的。《家在黄土高坡》一书中地域特色的语言特别多。如，把磨面叫“推硙”，把烧炕通火的家具叫“灰把”，把打碎田间的土块叫“打胡基”，所用的工具叫“骨都”；把方法或技巧叫“门道”，把琢摸、探索叫“相端”，把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叫“有两下子”；把板胡叫“胡胡”，把二胡叫“嗡子”；把盛饭叫“舀饭”，把未发酵而烙的饼叫“死面饼饼” ；把小孩头上留的长发或辫成的小辫子叫“帽盖”，把美丽、漂亮叫“心疼”， 把非常好、特别好赞为“呱呱叫”；把快捷叫“利洒”或“麻利”，把忙得不可开交叫“抓灰扬火”；把最后出场割麦的人叫“断后”，把承受最大的压力、做最大的担当叫“顶碌碡”，等等。当读到这些乡音乡味很浓的词语，我们就感到非常亲切，好像作者在和我们一起拉家常，一起说知心话。

在“多灾多难的1980”一节中，作者用了“哭天扯泪”一词描写妻子痛失小儿子后的痛苦状态。词典中为“哭天抹泪”。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体现出来的感情却大不一样，“扯”字更能体现出遭难者悲恸欲绝、撕心裂肺的情感世界和内心的痛苦程度。在“家国之间”一节中，作者用了“忙活”、“作难”、“不打勤，不打懒，单打你个不睁眼”等许多家乡人说话的用语，非常贴切，特有意境。其中描述自已回家收种庄稼，遇到天下雨，“只能窝在家里吃闲饭”。一个“窝”字，形象地表现出作者“家里的活还一河滩”，却不能去做的“火烧火燎”心情。

在黑龙江省尚志县做中央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联络员期间，他用这样几句话记述自已的独特经历：“在这里，我也目睹了他们开怀豪饮的壮观场面，使我这个滴酒不沾的外乡人只好硬着头皮破戒，入乡随俗。”41个字，就把东北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和相聚饮酒的壮观场面，把一个外乡人受到感染，硬着头皮破戒随俗的场景清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显示出很深的文字功底和高度概括能力。记述在北京工作的挚友陈祖声接待他时写了这么几句话：“每次吃饭，他都拿着一沓钞票准备埋单。每次我都吃得很尽兴，而他却总嫌吃饭花的钱太少，连准备的零头都没花完。”寥寥数语，就把挚友实心待人的品格定格纸上。

如果说，带有地域特色的语言是一个地域的标志，那么，带有时代特色的语言，就是一个时代的标识和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用以交流的语言，也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时代在前进，新的语言也不断出现，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家在黄土高坡》中，作者回顾总结了自己70多年的奋斗经历，许多用语无不打着时代的烙印。在“马屋蹲点”一节中有这么两段记述，就颇具时代特色。“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农业学大寨’是农村压倒一切的任务。赴大寨参观者真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坊间也曾流传着‘陕西老哥爱参观，就是回去不动弹’的调侃和‘某专员，你怎么可来了’的戏谑。”这段记述，生动形象地把一些地方组织参观“雷声大”、回家实干“雨点小”的状况跃然纸上。一个“可” 字，更是对只看不干的领导者的画龙点睛。另一段，记述了作者和蹲点工作组的同志自觉按照上级要求，“每人一把铁锨，每天天麻麻亮就同社员群众一起出勤翻地，一天3晌，晌晌不离”，社员群众看“这次来蹲点的都是来实干的，不是那种‘早上睡觉，晌午看报，后晌游魂，黑了整人’的干部，所以，劳动休息间隙，管派饭的机会，开座谈会的时侯，都愿意说真话……”同样生动形象，颇富时代气息。

“文革” 后期，纠正冤假错案、清除极左思潮影响，常用的官方语言是“平反”、“昭雪”。作者在记述刚从“牛棚” 里解放出来不久就被任命为咸阳地委副书记的韩劲草在解决兴平问题时，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做出了正确结论，用了一句群众口头语，“把问题翻了个过儿”，相比“平反”、“昭雪”，少了“官腔”，多了灵气，又有文采。

上世记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流行较多的词语“一头沉”，意指男人在外工作为居民户口吃商品粮，女人在家带孩子务农为农村户口的状况。这是中国城乡二元化户口体制的产物，也是干部中弱势群体的称谓。我和作者都是从这种状态下走出来的，有着深刻的体会。在“一头沉” 一节中，他说：“星期天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休息天，而是‘劳动日’”；在“节骨眼”上请假的“作难”，只有自己清楚等，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描述，都能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扯吊庄”一词，本指家乡农村，一家人在本村土地上种庄稼难以养家糊口，又到偏远山区租地种庄稼的“两头扯”现象。在“安得广厦千万间”一节中，作者活用了这一词语，形象逼真地描述了一家6口在市委家属楼那40平米的房子住不下，儿子只好白天在这里吃饭，晚上要跑到较远的他妈单位作为“补差”分配的房间去住宿的状况，给“扯吊庄” 一词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

有位大家说过：“有情则文自生矣。”马骏英同志也认为：“情能生文，情能生诗。”《家在黄土高坡》一书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比比皆是。读之，使你迅速与作者心心相印，“灵犀”相通，受到震撼。1980年，对于作者来说，可谓“多灾多难”。这一年，小儿子患病夭亡，妻子因悲伤过度曾三次住院，小女儿也先后在咸阳、西安长期住院。他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记述了这些灾难连续发生的过程，用“小跑着往医院赶”及“焦头烂额，已近麻木”述说自己当时的心情和处境。用“背着她楼上楼下去各科室检查”、“在灾难的泥淖中苦苦挣扎”诉说自己的窘状，真切感人，让读者为他的不幸遭遇叹惜，也为他从“苦难” 中彻悟而引用的三段警句格言而赞佩。对于窘困的住房，他用“紧紧巴巴”、“将就着生活”、“找对象容易，找房子难” 等坊间俗语，记述了自已的住房情况；用“申请写了一沓，路跑了无数”的描述反映了求房的艰难；用“不敢弹嫌‘馍’贵、‘馍’黑”、“咬着牙” 等词语表达自己求房的心切，都极易触痛在住房问题上有相同经历者的神经，诚为“同病相怜”者极不愿触摸的历史记忆。

在岗的最后5年，作者被调任咸阳市档案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在吃透局馆情况后，他掌握了基础条件特差、人员待遇只有350元 “干工资”的现状。一个“干” 字，道出了单位人心不稳，年龄小的“想跳槽”、年龄大的“短精神”的原因之一，也是对档案局“这个最不起眼的清水衙门”作了最直观的诠释。经过5年的努力，局馆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咸阳档案工作走向了全省，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从个人角度讲，他自认为做到了“把某些人意念中的‘闲事’当忙事干，‘虚事’当实事干，‘淡事’当酽事干”，道出了咸阳档案工作发生巨变的原因。在出席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期间，为留下各国档案同仁的签名，他购买了首日封，没黑没明地跑，先从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瓦洛找起，一个一个往下“拿”。一个“拿”字，把他不怕辛苦，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加强联系的急切心情和信心十足的状态传神地表述出来。在总结自己在礼泉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时，已成为县委副书记的他，写了这样一段话：“开座谈会，自已同样口问手记；回到机关，也一样掌灯熬夜‘爬格子’，几乎从来没有当过什么‘甩手掌柜’。”一个“同样口问手记”，一个照样“掌灯熬夜‘爬格子’”，一个不当“甩手掌柜”，就把一个深入群众、勤于调查、勤于笔耕的领导干部形象活脱脱呈现于读者面前。在记述解决咸阳市老年书画诗词研究会的经费问题时，他用了“求爷爷、告奶奶”一词，把社团组织筹措经费的艰难真实确切地表现出来。

《家在黄土高坡》中的特色语言实在太多太多了。这些特色语言以及所表达出来的意境、胸臆和深邃哲理，用作者自已的体会说，是“注意体验生活，注意生活点滴积累”的结果，是“喜欢读书，看重文章，亦爱好写作”的结果，是崇尚“格物、致知、敬业” 的结果。他集编的《长武方言歌》，就是最好的诠释。认真学习这些特色语言，足以使我感悟终身，品味终身，受用终身。

依照家乡的用语习惯，《家在黄土高坡》中，几处地域特色的词语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列举如下：157页在记述大哥、二哥的住房也不宽敞时用了“窄巴”二字。但家乡人口头语一般为“窄卡” 或“局卡” 。163页在记述极左思潮时期，农民什么也干不成，“只能摽在一起受穷。”家乡人常说把人“捆” 在一起或“绑”在一起，把“摽” 字改成“捆” 字或“绑” 字，更符合地域用语习惯。165页在表述侄男子弟和内弟生活都比较困苦，“将日子解磨着往前过。”“解磨”一词是推着往前过日子的意思，“解” 字改用“揭” 字较为确切。175页提到要组织起一个“硬梆”班子，“硬梆”是得力、打硬的意思，但“梆” 字是指打更等用的梆子；用棍子敲打或是敲打木头的声音。“硬梆” 中的“梆”字换成“帮” 字是否更为准确。以上列举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