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包饺子，蒸年糕，打灯笼，放鞭炮。”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一首儿歌，也反映了我们小孩子对过年的盼望。那时“过年”很吸引人，不管吃的方面，穿的方面，文化娱乐方面，都要比现在”的“味道”浓得多，热闹得多，丰富得多，参与的群众也多得多，特别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一种享受。
    家乡的年味是从春联和年画开始的。一入腊月，家乡就热闹起来了。走乡串户做生意的，卖糖葫芦的，卖花生糖块的，屡见不鲜。特别是过了“小年”后，一天比一天忙：二十四掸尘扫房子，二十五推磨做豆腐，二十六杀猪割年肉，二十七宰鸡赶大集，二十八蒸馍炸麻花，二十九洗澡办酒席，除夕下午贴春联……忙碌声，吆喝声，打破了乡村的平静，带来了浓浓年味。有一年我随父亲去大张赶集，一入集市便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只见一幅幅红彤彤的春联躺在地上，挂在墙上，我问父亲：“咱们买吗？”父亲说：“咱们不买，回去后我给咱写。”因为父亲当过账房先生，是有名的书法家，他就义务为子家和乡亲们写春联。来到年画摊前，地摊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办法钻进去后，看得人眼花缭乱，有小孩抱金鱼的，有连年有余的，有庐山彩画的，有玩老鹰抓小鸡的，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有白娘子与许仙的，有鹊桥相会的，有学开拖拉机的，有嫦娥奔月的，应有尽有，无所不及。我和爸爸买了几张，便左挤右挤退出了年画摊点。除夕那天下午，我们村里家家户户的大门上、房门上、就连喂牲畜的猪圈、牛圈、羊圈、鸡圈也都贴上了红彤彤的大红对联，红彤彤的春联，映红了天，映红了地，映红了乡亲们的心！
    鞭炮声声辞旧岁，声声鞭炮迎新年。鞭炮代表喜庆，自从父亲买回来鞭炮的那一刻，我就悄悄藏起一小鞭，每逢外出时，总要揪下几个在外面响，直到除夕和初一的交接点——0时前一刻钟，我才跑到大院，找来一根棍子，再把鞭炮系在棍子的一端，把鞭炮点燃，立时，整个院子里都是噼里啪啦的响声，直把天空映得通红通红。爸爸也拿出双响炮，蹬——巴——蹬——巴——地响个不停。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一家接一家，一鞭连一鞭，此起披伏，震天震地，整个村子的天空上都成了花的，彩的，亮的，红的，直到无声无息，整个村庄回归到寂静时，我才“打道回屋”睡觉。
    第二天一早，就是大年初一，我们在睡梦中被妈妈叫醒，一醒来，就穿新衣，戴新帽，从下到上，全套新装。一切装扮停当，我从枕头下拿出压岁钱，再给妈妈要来蒸熟的馄饨锁，便拿到大院中到点着火的柏树枝上去烤，烤热后，戴在脖上，吊在胸前，然后吃饺子。饺子中有妈妈包进去的几个铜钱，谁吃到就会“发财”。之后就随着父亲到巷里向"自家屋”的老人们拜年，就是磕头，作揖，问好，祝福，这不仅是一种礼节，而且是一种敬老孝老的宣言！
    拜年归来，就各自行动，我选择了打蓝球。篮球场就在我家外面，桃存，宗娃，经定，二小……已经到了，我一进场，就喊了一句：“传过来”，他们传了，我也接了，而且进了，是个“开门红”的，我哈哈大笑，便参与进去，一场打下来，汗流浃背，满面通红，但神采奕奕，神清气爽，围观者也连连喝彩，掌声不断。
    年关的文化气息也非常浓厚，社社（就像现在的生产队、居民组）都有锣鼓和秋千，敲锣鼓的男人居多，打秋千的姑娘居多，特别是西巷还有特制的“过梁”。“过梁”近似秋千，又不同于秋千，秋千是在路两边各支一根大柱，大柱上再绑一根横梁，横梁上系两根麻绳，麻绳下端横穿一块长方形木板。西巷“过梁”，支法和秋千相同，但梁上不是系麻绳，而是装着一个“日”字型支架，支架上再绑上小秋千，这就成了“日”字两端挂着两个小秋千，两个秋千，围绕大梁，上下轮回，好不乐哉！
    锣鼓，也是社社有。一大早，各社锣鼓都被搬到向阳的地方，谁来谁敲。来敲锣鼓的中老年人居多，有些大爷大伯们虽然腿脚不麻利，但敲起锣鼓来，却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直敲得震耳欲聋。你看那个鼓手大伯，手执两条鼓槌，不停气地在鼓面上上下翻飞，速度之快，犹如闪电，鼓声就像雷吼，真是精彩绝伦；那个拍钹高手，一会儿把钹举过头顶，一会儿又把钹放在脚下来回舞动，随着他手中的铜钹不断变化，系在钹上的红绿彩绸也在不停地上下翻舞，直把他们敲的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脸上却笑容满满，意气风发。什么《十杯》呀、《五环》呀、《斗青蛙》呀、《摘菜角》呀、《鸡抱窝》呀，诸多的曲调，随着各种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声，逗得孩子们笑了，姑娘们乐了，年青人一见，也挤进去敲起来了。
    庄巷还有一支高跷队。高跷，就是两根木棍，上扁下圆，中间各安一个脚踏板，让人踩在脚踏板上，再把小腿和高跷绑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体，然后就站在高跷上练习走路，练习跌八杈，练习在桌子上打滚……在练习中有的跌倒了，爬起来再练；有的受了伤，轻伤不下火线。练成后，他们再穿上戏装，如三打白骨精，三娘教子，白蛇传，天仙配，水浒传，等等，浓妆艳抹，且歌且舞，身份不同，造型也各异，让人看了，乐不可支。
    家戏，也是家乡不可缺的年关文化活动之一。童年时代的春节，村村都唱家戏，特别是我们小张坞村更是必唱无疑，因为村里有几个特别爱热闹的，他们一入腊月，就自动聚集在关爷庙里排戏，演唱声，乐器声整天整夜不绝于耳，直乐得我们一群憨娃娃成天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打转转。一到大年初一，就开台唱戏，一直唱到正月初五；然后再从十四唱到十六。不知道是因为那时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还是我们村里的人特别爱看家戏，小伙们总是从腊月二十七八，就背上凳子、椅子，有的还扛着粗椽细檩，到台子底下为老人们和屋里人抢占位子。记得杨老六爱唱《火焰驹》，人没出场，就喷出一股火焰来，然后随着一阵马嘶声，一个头戴黑咯哒帽，手扬马鞭的彪型大汉便飞奔出场……；马乱心，天生的大花脸，演包公戏非他莫属。他身材魁梧，唱腔洪亮，情感充沛，加之剧情引人，淌大的一个戏台子底下，竟宁静得鸦雀无声；王典桃爱唱《骂殿》，骂得声色俱厉，淋漓尽致，台下人掌声阵阵……；孙二女，是个爷们，却扮演魁角，那碎步儿走起来就象水上飘，那扭捏劲儿直逗得人哄然大笑……那时的演出，演员们没有报酬，图得就是一种畅快和与民同乐。乡亲们过意不去，就以巷为单位，从各家各户为演员们收一些好吃的，如麻花、核桃、柿饼、红枣和点心一类的，供演员们打牙饥用。后来，成了公社社员，队里才为他们记工分，可他们说：“就是不记工，我们也照样干。”根本不同于现在，没有钱就不干！
    张嵩村的狮子上天桥，是周围村庄的绝佳节目，因为距离我村只有五里，每年正月我们必看无疑。
    所谓“天桥”，就是一根高约12米的木杆，上系4条麻绳拧成的钢丝股绳索，各挂五色彩旗，顶部放着一张四腿朝天的方桌。“天桥”两边，各有两条绳索斜着接地，既是固定“天桥”的，又是“狮子”攀缘之路。由于高耸入云，大有不寒而栗的刺激之感。在欢快的锣鼓声中，两只“雄狮”在两位武士的引逗下，时而耀武扬威，时而伏地静卧，时而抖毛抓痒，时而追逐嬉闹，或做戏球、扑球、捉球之动作。而两位武士则摆动拂尘轻抚狮子，引领它们爬上绳索，直攀“天桥”。扮演者不仅武艺超人、动作敏捷、轻如飞燕，蹬绳索如同平地，而且不时表演后空翻、单小翻、爬虎等高危动作，舞绣球引狮上爬。有时竟头下足上，飞速下滑。当两只“雄狮”爬到“天桥”顶上时，又要在方桌的四条腿上翻跳腾挪，做各种惊险的表演。

回忆儿时的年关，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年味浓得很，文化娛乐活动也太美太美了，而现在，年味淡薄了，文化娱乐活动也太少了，群众性也不强了，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加强精神文化建设，以便尽快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