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的私家车中装上定位仪，然后尾随跟拍，再利用拍摄到的官员“违法违纪”照片或者视频，对官员实施要挟敲诈钱财……

这样的一条“致富”路的设计，出自湖南省长沙市的李某、刘某、阳某、王某之手。不过，这伙人并未得偿所愿。近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了上述4名犯罪嫌疑人。（《法治周末》5月13日）

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明明这伙不法分子犯罪为的是敲诈勒索，为什么却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追究刑责。这是因为，行为人可能构成两个犯罪行为，手段犯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结果犯即敲诈勒索，按照刑法关于牵连犯的处理原则，应“从一重罪”。虽说敲诈勒索的最高刑罚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起刑点一样，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实际可能量刑”。

因为犯罪嫌疑人还来不及实施敲诈勒索，这种行为属于“未遂”。根据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可以比照即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上述犯罪嫌疑人，虽然“没有偷拍到他们想要的内容”，但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即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非法安装定位装置、获取行踪轨迹信息，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两罚相权取其重”，在司法实践中，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责，显然更为适宜。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犯罪嫌疑人虽然实施了定位跟踪等行为，也有敲诈勒索的主观动机，但瞄准的目标只是官员，并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谓“官员无隐私”，他们本来属于公民监督的对象，就算侵犯了他们的一点个人信息，也不必“小题大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官员的二重身份属性。

作为公权力的掌握者，他们的公务活动，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理应受到公民的依法监督，也就是说，没有“隐私地带”。但是，作为普通公民，官员的私人领域，如关涉正常的吃喝拉撒睡等隐私信息，并不能被肆意侵犯。给官员套上过重的枷锁，不是法治的本意，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如果翻看报道，这些年在官员身上“打主意”的极端案例并不少。姑且不论，当年那些PS官员照片，借机“勒索”钱财的犯罪团伙，是如何“脑洞大开”的，之前湖南麻阳3名官员为了“升官”，即在该县县委书记胡佳武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录像装置，并以视频作为“证据”要挟，结果被判刑。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浙江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原民警池文跟踪偷拍其上司，即时任黄岩公安分局副局长周某某，获取了周与一女性通奸的证据，并将相关证据交给了黄岩区纪委。之后，池文被关禁闭7日，并被行政拘留6日。

仔细分析这些案例，严格来说，它们都不算真正的公民监督。从目的上看，这些行为人的所作所为，或是为了“敲诈钱物”，或是为了“职务升迁”，或是“过去十几年，因工作上的矛盾”，觉得领导“不待见自己”，并不是为了依法监督权力、规制权力；从手段上看，都采取的是安放窃听设备、偷拍等违法方式，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或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没有通过合法合理的监督渠道；从后果上看，这些违法行为即便有所“斩获”，终究是“毒树之果”，会戕害法律的权威性，并不值得鼓励与提倡。

从本质上看，这些“定位”“跟拍”“窃听”官员的乱象，都是悖离法治轨道的个例，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公民监督上的相对乏力。其实，如果官员行使权力过程始终在各界监督之下，公民举报的法定途径始终畅通无阻，如此“偷拍”“跟踪”，还能挖出什么“爆料”，又有什么“回报”呢？在根据法律规定，严格保护公民权利、追究犯罪嫌疑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责任等同时，也应深刻反思：如何更好地规制官员权力，让他们早点失去被不法分子“盯上”“敲诈”的所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