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九十年代初

    1990--1992年，我先后到过广州、佛山、深圳、杭州、义乌、温州、宁波等地，那应该是艺术家从浮躁、喧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提炼“站直”与“趴下”这个主题的时候。一路上，我的心情亦不平静，因为离开案头看见的似乎全是为赚钱忙忙碌碌的人们。在义乌的晚上，旅馆窗外通宵是来来往往的人声，天还没大亮，楼道已然一片嘈杂。到了温州钱库，第一次见面的老家的几位亲戚，他们兴趣最大的就是建房，有了五层，又张罗六层；到龙港农民城一看，发现后来者盖房必定超过已有楼层高度，于是出现一栋高于一栋的奇观。在一个年轻老板家，室内凌乱不堪，两口子说现在一切都顾不上，先做生意。在深圳,国家干部炒股、做兼职，他们也像“款爷”满口讲“时间就是金钱”，笑话西北人活在“社会主义”。我感触最多的还是像深圳人自己形容他们物质上富了，社会却像”文化沙漠”，在温州农村、乡镇去过十几户人家，没有见到什么书，许多人连电视也不看。过去遍地的国有企业，好像被魔术师变没了。温州文联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没有全民所有制，我有些不相信，在街上东张西望感到确实如此。后来居然在钱库发现有个厂子挂了“国营”招牌，我以记者身份进去询问，接待的人去年还到兰州搞过推销，非常热情地回答：我们这里没有国企，大家都清楚，所以也没有换牌子。

    然而，我又看见了许多令人感动的现象。在义乌，工商干部、律师、当地报社记者，不约而同地介绍了小商品城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求发展的历程。从历史上“红糖换鸡毛”的货郎担到今天辐射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义乌人一靠转变观念；二靠大胆创新。逛商品城时，有几个摊点主人胸前佩戴“共产党员”的标志，即使在今天也并不多见。在温州，最让我难忘的是许多干部工资不高，言谈中并不眼红发财，他们说总要有人为国家工作。这在一个乡小学尤其突出，我同一对年轻夫妻教师聊天，两人工资仅够维持一家日常生活，他们说如果人人做生意，孩子们怎么办？日子苦一些，我们还是感到踏实。就在那个小学的校长家，我半个月来第一次看见了许多书，而且得知校长竟然是兰州一家报纸的通讯员。

    当社会处于空前变动时，人的思想也最活跃，在宁波一位老师傅问我：现在为什么到处砸“铁饭碗”？难道工人就这么没用了吗？在火车上，有人说了不少顺口溜，有一句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至于议论现实中的腐败现象，更是当时司空见惯的社会话题。人们欢迎改革开放，同时又产生许多疑问。在新的时代变革中，一个人能不能“站直”？是普遍遇到的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因此，电影《站直啰，别趴下》的出现，有显而易见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与后来被大制作、大投入、大场面包装的所谓中国大片相比较，我宁可看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强，尽管也许是小制作、小投入、小场面的作品。然而，这愿望已经很难实现，因为如今的电影界人士同样有一个“站直”或者“趴下”的问题。站直还是趴下？这样类似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如何回答？应该具有紧迫性。现在，网上有人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已经集体“趴下”？！看到这样的提问真有惊心动魄之感，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本来具有为社会提供先进的思想资源和有时代气息及锐进性的精神产品的使命，而实际上他们却基本不具备这种“站直”了为社会创造思想的责任感。

    在中国梦成为民族的追求和精神支撑的热流中，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需要时刻问自己：是站直了还是趴下了？最近看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有一种深刻的感受，今天无论你如何以正能量去做任何一件有意义的有益的事，总是首先会有一大堆怀疑、非议、误解之类的舆论和不合作不配合的行为，只要你和你的志同道合者坚持做下去，结果呢？事业仍然发展了，社会仍然进步了，个人包括怀疑者和你自己也都在过程中收获了喜悦和成功。只要站直了，我们的信仰与追求就有立足之地！

    正如我在《面对大潮的抉择——电影<站直啰，别趴下>观后感 》中说：“当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像覆水渐渐蒸发的时候，市场经济大潮正席地而来。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新鲜。这时千言万语似乎说不清个人具有怎样的心态？兴奋、激扬？抑或困惑、失落......好像应运而生，恰巧冒出一部题目怪异、猛地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故事片《站直啰，别趴下》。艺术家巧妙运用电影语言告诉我们：一切人在现时，都处于‘站直’与‘趴下’这貌似单一实则复杂的动态的抉择之中，两者互相影响，矛盾或交融。在金钱这穿透力极强、变幻莫测的魔杖下，你是‘站直’还是‘趴下’？” “影片中精神亢奋、跻身款星族的个体户、不得不依赖爬格子的作家和开始淡化其良好自我感觉的政工干部，三者在社会地位的天平上第一次难分高低。人与人之间终于只能是平等的关系，不同职业、身份及观念上具有的不同地位的人，如今一个个身不由己地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一把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以为，这就是电影中‘站直啰’的实际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