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4岁那年，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与其说母亲搂不过来，不如说父亲早等着带我了。记忆中，父亲总不像母亲那样什么都替我干，如晚上睡觉和早上起床，从不帮我解扣结扣，脱衣穿衣，只像老母鸡领小鸡一样，嘴里不停地哄着说：“哎，好，真是个好孩子，自己能穿衣服啦，好......”让我有些凄冷感。

学会了穿衣服，父亲就叫我去农村姑姑家，那里有山有水有树林，能见猪牛羊驴，能听到鸟叫蝉鸣，天天跟着表哥去田野干活带着玩，，很快学会了牵牛绳、拔草、捉蚂蚱，竟然忘了家。

7岁丧母，父教直接代替了母爱。

刚上学，日寇侵入中国，学校里加了一课“防空演习”。哨子一吹，学生们必须快找地方隐蔽，谁隐蔽不好，老师就用教杆抽你一下说：“这样早把你炸到你姥姥家去啦！”

一天中午放学，我正走在大街上，忽听“哞—哞—”惊人的警报声，满街人一哄而散，我吓破胆似地往家跑，急盼父亲快来救我。猛然，父亲从后面抱住了我，我委屈地哭着扑到了他的怀里。父亲慢悠悠地说：“在学校里不是演习过了吗？怎么不隐蔽呢？不要怕，这也是演习，以后得照着办。”原来父亲这几天暗地里注视着我。

一天下午在家里，又响起了警报声，这回我不那么怕了，急忙按父亲说的钻到了床底下。这次是真的飞机来了，并投了炸弹，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响，震得我一动不敢动。警报解除后，父亲才过来看见我死死地抱着一根床腿，他笑着说：“我们也在另个屋的床底下呢！就这样防空，没哭吧？好孩子，长成小大人儿了。”

小城沦陷，逃难搬到了农村。10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60多里路的一个学校去上学，那里是政府办的，对沦陷区学生管吃管住。到了那里，父亲把衣物包裹交给老师，又说了一些话就要走。我含着眼泪抱着父亲的腰，心想父亲太狠心了，我想家怎么办？父亲说：“有事就和老师说，别想家，老在父母跟前长不起来。”我似懂非懂。

这里沦陷区的学生不多，我年龄最小，到了新地方，什么都新鲜，渐渐地不再想家了。晚上我敞开包裹，发现在小褂口袋里，装着两张5角的钱和一个针线小布袋，一看就知道父亲的用心了。钱，好长时间没花，针线，我学着钉过扣子，补过袜子。跟着住校的同学学会了洗衣服，叠被子。一个姓梅的大同学还教我雕刻手章。我似乎理解了父亲说的“自立”是什么。

这次离家半年多，回家来虽有亲切味，但有看不惯的感觉，觉得家里人什么都老样子，与我不合辙，我仍坚持早起洗刷叠铺盖的独立习惯，父亲暗暗高兴。

父亲当过教师，有知识，尽管日本侵略的年代，兵荒马乱，仍不放松我的求学。

这时有个村办起了个很不正规的学校，有《论语》一类的古书，也有白话文《国语》、《算数》等现代书，父亲又把我送去，说只要学到知识就比不学好。我上了一年，自感收获不小。这终究是权宜之计，父亲不满意，他又打听到远处有一伙“老”老师（即沦陷前的老师）办的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需住校带饭，他让我去一气上了3年多，我仅有的初一文化，即是在这里学到的，成绩甚好。

我觉得知识与自立是相辅相成的，我住校虽得不到家长的督促和辅导，但学习、生活以至理解，全靠自己，这就是锻炼，也是自立。我也理解了父亲对我说的不能只恋那燕雀小巢，要敢立远大的鸿鹄之志的意思。

战争的关系，学校解散，我只能投身到海阔天空的实践中去，农业的耕耘，副业的工艺作坊以及家务琐事，都成了我的课堂、课本，既要会做，又要知道为什么，还要自己拿主意，这一切的启迪老师，还是父亲。我这时不光习惯了，更得到了教益，极愿和父亲相处一起，愿向他请教，愿听他训喻，自觉地观察和模仿他的待人处世。不可否认，我后来的成长，有父亲给予潜移默化的作用。

十几岁了，照父亲说我已长大成人了。还是他推荐的，让我担任了本村每天教两个小时的“识字班”（青年妇女）义务教师，他鼓励我“一定要当好”。开学的第一天，村干部主持，我表示了态度，接着上课教起来。下课一出门，发现父亲在窗外听我讲课。他说：“讲得还不错，还要大胆独立地去干！”

父亲可能看我有了一定的自立能力，在我刚码过16周岁时，便冒着解放战争的炮火，把我送到“革命阵营”去自立地闯荡去了。他说：“你这才算真正地进入社会，才需要自立呢！”

一踏入一个后方机关，确无离家想家之感，更无生活、工作之难，即有了自立的意识，不想家，什么都无所畏惧，感到信心十足。

不到两个月，敌人进攻，后方单位转移。我连向家里打招呼都没有，在敌机不时骚扰袭击的情况下，我也是斗笠和背包上插着树枝，跟随“队伍”，以每天步行百里的路程，向北转移，听说要过黄河。

一次途中遭空袭后，我从隐蔽的山崖下钻出来，赶紧跟在队伍后面跑，到了晚上，宿营某村时，我才发现不是我们单位的队伍，是江苏省的转移“队伍”，因为都是满身树枝认不出，是在一个岔路口走错的。我不急不慌，一路打听、问询，至午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领导夸奖了我。

年底我们返回敌后开展工作，春节时，都到领导机关集合，我们步行一天的雪水路，晚上我将湿鞋烤在火堆旁，早上发现一只鞋帮被烧去一块，无法再穿了，我没犯愁，自如地掏出针线包，在房东家随便找了块厚实的补丁布补上了，抹上些炭灰泥巴，谁也不知道。

节后不久，遍地寒冰残雪，冷气袭人。我们税务所距县城较近，得悉城里敌军南逃，当时县政府等机关还在甚远的山沟里，我们随与武装部的共十几人率先进城，承担起了敌人逃走后有关接管工作的任务，首先查封了敌人的所有仓库，当时急需写、贴封条，但没有印章，都在发急时，我急中生智，凭7年前跟同学学会的刻手章的技术，弄来一块大地瓜，由我用小刀刻出了一枚《解放XX县城接管指挥部》大方印，用红颜色代印色，应付了急需。等县政府派来正式接管人员，向我们索取指挥部印章时，大家都哗然大笑。

这只是我一生中前十几年不值得一提的几件小事，但我归纳于父亲自立的教诲。

记得后来一次探家时，父亲还挂着我，怕我自立得不够，嘱我说：“按你年龄，该找媳妇成家立业了。”我笑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父亲说：“您看看我‘自立’的这个媳妇行吧？好吧？行就准备结婚，到时接您去......”父亲手拿照片端详着，兴奋地哆嗦着胡子楂儿连连点头说：“行，行......好，好，自立得好，自己找媳妇，建立家业好......”

父亲教我自立，我永生难忘，终生受益......

（山东临沂  宋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