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英

    “王大胆”，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担任山西省运城地区运城县王范公社党委书记期间，一些干部和群众送给我的“绰号”。

    对此，我并不气恼，因为事实上我确实干过几件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出格”的事。

    头一件，是向县委要“审批党员权”。那是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我向县委突然提出：“党章是给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制定的，县委应该模范执行。可是，县委却将审批党员的权限‘由上一级党委批准‘收归’由县委组织部批准’，这是违反《党章》规定的。”

一语惊四座，与会人员的目光“刷——”地一下投向了我，投过来的目光饱含着惊讶、孤疑和担心。

那时，我才32岁，是全地区最年轻的公社书记，真是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胆气，当场就反问：“咋啦？我说错了吗？党章不是这样规定的吗？！”

    散会后，就有人戏称为“王大胆”。

    不过，此后不久，县委确实下发了“今后审批党员的权限一律按《党章》规定执行”的通知。

第二件事，是让群众“公开推荐”党支部书记，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公社有个霍赵大队，从班子到群众都是两伙儿，长期以来明争暗斗，内战不休。为了选个好班子，我就住进该队，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和每个人促膝谈心，同忆派性苦，共议班子重要性，使大家认识到“选个好的带头人”是当务之急。在人人企盼要选个好支书的基础上，我决然宣布：由全体社员公开推荐党支部书记候选人，可以是村里的，也可以是企事业单位的，只要是本村党员，能领着大家学大寨、奔富路就行。这下子，全村沸腾了，可以说，没有人不在心里思谋着支书人选问题。最后全村人都把合格的人选集中到了在公社加工厂当头头的邵武开身上。我觉得 “时机成熟了”，便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让社员们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推荐村党支部书记。果然，邵武开高票“中举”。接着，又不出所料，在全体党员选举大会上，邵武开全票当选。

“霍赵有希望了”，群众众口一词。

    让群众公开推荐党支书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可把一些同我要好的朋友吓得目瞪口呆，连说：“太出格了，太出格了！”于是乎，“王大胆”的外号就由近而远，越传越远。

    第三件事，是为“坏分子”翻案。公村有个吕丰定，抗日时期经常帮助我地下工作人员雷立法做事。解放后，却有人告她“向敌伪下马编村密报了雷立法同志，致其被杀”，并以此为由，把他打成“坏分子”。在我任前、任中，他都多次审诉，要求平反。我反复查阅此案后也觉得疑点颇多，便组织了“专案组”，亲自挂帅，认真彻查。事实证明，雷立法被害与吕丰定无关，只是未查出真凶而已。于是，我就主持党委会研究决定：先为吕丰定平反昭雪，待查清真凶后再处。

    可是，我在被地委某公打击报复打成“邓小平爪牙”（四人帮垮台后又改为“四人帮爪牙”后，他竟将其列为我的罪状之一，对我实行“隔离审查”。但查来查去，却从临汾敌伪档案中，查出了真凶，就是长期隐藏在公村的敌伪情报员薛石块。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噢----原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斗争的延续……                   

    第四件事，是给地委某公张贴大字报。1976年，我县小麦大幅度减产。而地委某公却上报增产两成以上，致使当年下达的“夏粮征购”任务比大丰收的1975年还要多。如果真的完成任务，我的“臣民们”就没有了吃的。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宪法》赋于公民的“四大”权利，为了“臣民们”的能活下去，我横下一条心，向地委某公贴了一张《弥天的大谎》的大字报，想借此改变他的决定。谁知，这下捅了马蜂窝，当晚8时，他就召开全地区电话会议，宣布我为“邓小平爪牙”。 “四人帮”垮台后，又宣布我是“四人帮爪牙”，收监“隔审”。不少人暗里议论：“志英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不明摆着是往枪口上撞吗！”一夜间，我这个“王大胆”就发展成了“王危险”，成了全地区的“新闻人物”。

    不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五年后，地委某公受到了中纪委的应有查处，我却被县委彻底平反，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每每想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是给我以欣慰和鼓励，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胆大心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民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