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割快割”声声催，

万亩金黄惹人醉，

人畜镰杈齐上阵，

男女老少夺食急。

那时，农村没有机械设备，一切都得靠人干，人割，人捆，人运，人碾……

于是，我们村公所的门口出现了“麦市”。

“麦市” ，其实就是“人市” ，就是赶着给别人割麦的“人力市场”。我爸没钱，舍不得顾人，就把我们几个小家伙黑灯瞎火的叫起来，也去地里参加割麦。两个弟弟太小，就和小脚的大妈拾麦，而我也得拿起镰刀割麦。不过，大人们割三条腿、四条腿，我却只割一条腿，还远远地掉在后面给人“打狼”哩！

割麦，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摊场、翻场、碾场、搧场、晒麦、入库，用人的地方多着哩，那一家都感觉到“人手不够”！于是，临时互助组因运而生。临时互助组往往是人熟的，对劲的，平时就能说到一起、干到一起的。我爸找的就是几个熟人，有南头杏叔，东头荣娃叔，西头根台叔等，一家一家轮流着摊、翻、碾、搧。给谁家干活，谁家的主妇就会做好吃的给大家吃，如煮油饼、做凉面，甚至摊煎饼。我们弟兄几个做不了重活也能做轻活，如摊场时抱麦个，翻场时掌杈把，碾麦时拾牲口粪，搧麦时扫麦鱼，等等，总算“不白吃饭了” ！

    就这样，我们几家的临时互助组发展成了固定互助组。然后，又由固定的互助组发展成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步一步走上了集体化。

    后来，我在农村当了小学教师。为了教育学生热爱集体，我常常在学生放完麦假返回学校后，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到集体田里为生产队拾麦。那场面就不同于儿时的“个体行动”了，往往是先由学校与生产队联系好，而后教师就带着学生们列好队，打着旗，唱着歌，去生产队地里帮助集体拾麦穗，回来后全部过秤交给生产队保管员。记得有一年，我们班50多个同学，仅仅半个月时间就为生产队拾了近2000多斤小麦，高兴得生产队长奖励给了我们班150元钱。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我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免了这个学期全班学生的班费，学生和家长都皆大欢喜。

1971年11月，我当了王范公社党委书记，彻底改变了我“一个小家庭成员”的身份。身份一变，想法也就遂之改变。“三夏”季节，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不但日夜操心全公社的割麦进度，而且时刻警惕各麦场的绝对安全。同时还得组织社员群众和小学生开展以“拾麦”为主的“颗粒归仓”活动。记得有一年，我还利用有线广播同全体社员算了一笔帐：全社种有3万多亩小麦，每亩只要拾回来5斤，全社就是15万多斤，按每人每年400斤口粮计算，可供370多人吃一年。如果卖成钱，就是两万多元，可以为集体打三眼深井！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实践也使干部、社员和学生们认识到：拾麦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于是，年年组织颗粒归仓的活动就成了各个小队的自觉行动。

………

    时间如风，岁月如梭。转眼间，我的脸庞已沟壑纵横，头顶也白发苍苍，时代也进入了“农业机械化”时代，每当“快割，快割”鸟催人忙的时候，种庄稼的农民也忙起来了。不同的是，他们只需要站在地头、张开口袋等着收割机的到来，然后再把装满口袋的小麦用汽车或农用车拉着送回家里，说啥也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劲了。不过，那五月间空旷、干燥、燥热的田野，那淡淡的麦粒清香和那土布鞋踩在麦茬上发出的声响，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