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是农民，叫王淑珍，1958年同我结婚的，距今已有56年。

    56年来，我俩很少有过激情涌动的诗意和情话绵绵的浪漫，有的只是“萝卜白菜葱”的恩爱，且形影不离，难舍难分。就是说，她把对我的爱都自觉不自觉地融化在血液里，体现在细微处，让爱无处不在。

    按照上世纪50年代的习俗，结婚前男方要付给女方一份礼金240元。但我家里穷，东凑西借也只有200元。正发愁时，岳父来了，说：“我们又不是卖人哩，有多少算多少，不要借了！”就这样，我只用200元钱就把王淑珍娶了过来。

那时是集体化，靠劳动挣工分，靠工分分口粮。我一家七口连她只有两个劳力，从年头忙到年尾，却还是“超支户”，但她不离不弃不怨，天天劳动在田间……有了孩子，过完满月她就把孩子留给婆婆帮带，自己下田劳动了。孩子长到两三岁，每逢我妈外出走亲戚，她就给孩子身上装块馍馍，脖子上挂着钥匙，饥了咬口馍馍，渴了喝口凉水，瞌睡了就走到哪里睡到哪里，直到她从地里回来。一年到头，她几乎长在了地里，想多干活多挣工分。

    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她的户口随我搬进城里。她又托人找了一份“扫大街”工作，凌晨一点钟出去，四点钟回来，睡不到个把钟头，又得起来做饭，送孩子上学，天天如此。我见她太辛苦，劝她辞了“扫地活”，她舍不得那份钱，说“人生下来就是要干活的”。再后来，儿子和儿媳去外地做生意，留下三个上学的孙女，她便专门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

    她66岁那年，得了“哮喘病”，一天犯几次，每次一喘起来好几个钟头。急得我到处求医问药，花钱不少，见效甚微。我劝她雇个保姆，她不同意。就这样，她病着，还劳累着；劳累着，又唠叨着；唠叨着，却快乐着。久而久之，唠叨，似乎成了我家的一种音乐，特别是我——她眼中的那个“老先人”，一天听不到这种音乐，就像饮食中缺少了一种什么调料似的，反而觉得不太美味。

    对我，她照顾得尽心尽力，没有话说。比如，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大家子分成了两个小家。我和母亲、她独成一家。当时，我在永济开张中学任教，距家70多里，不通汽车，也没有自行车，来去都很不方便。她让她爸到邻居家借自行车，每次都由她把我送到开张中学。有一次，我家盖西房，她让她爸、她妈和她的几个兄妹全部都来帮工，从拉土填底、打土胚、刺砖刺瓦，扔砖砌墙、上梁摸房……样样都干。可以这样说，没有她们那家子，就没有我这家子。

    再如，1976年12月，我遭人陷害，被送进监狱隔离审查。过着“领着工资、交着党费、但与犯人关在一起”的日子。不久，地委某公（整我的人）还把我秘密转押于外县监狱。为了找我，她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流了多少眼泪。走过很多地方，找过很多领导，托了很多熟人，最后才得知我被“关押在夏县监狱”。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她每月都给我送来两口袋白面干馍片。酷暑寒冬，风雨无阻。我吃着馍片，流着眼泪。那个年月，有几家能吃上白面馍，我家的情况只有比别人更差。其实，这些白面干馍片是她和母亲以及岳父、岳母、内兄、嫂嫂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就连孩子也吃不饱。

    失去自由的牢狱生活，严重摧残了我的身心健康，医生怀疑我患了“格巴症”，我这才离开了监狱，被送进“五四一医院”治疗。那年我39 岁，身体几近瘫痪，眼看恢复无望，我失去了生活信心：这样下去，我只会拖累淑珍，拖累这个家的老老小小！淑珍敏锐地觉察到我的情绪，苦口婆心地劝我：“好我的您哩！为了咱们的孩子，您也要好好活着！有你在，我们就有一个回圈（完整的意思）的家。娃们有爸，我有丈夫啊！就是你躺在炕上，我也有主心骨。不管以后公家要不要你，反正我要，娃要！您可万万不敢往绝路上想啊！”后来，医院让我回家自养，她就像照护孩子似的，成天价不是给我喂水、喂饭，就是给我擦背、按摩、照护大小便……那段“窝囊的”日子里，她没有丝毫嫌弃，只一门心思想让我的身体好起来。

    经过她两年多的精心照料，我逐渐恢复了健康。1981年11月，县委又为我召开“平反昭雪大会”，我拄着双拐当上了政府办副主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她的精心呵护，哪里会有现在这个健康硬朗的我！

    对待儿孙，她也疼爱有加。有次女儿病了，需要输血。我说输我的，她急了，便先发制人，飞快地脱下一支袄袖，对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还是输我的！我是母体血，可靠。”硬是让医生抽了她的血。又一次，她去地里，3岁的女儿秀秀在巷里玩耍，谁知庄巷的四套马车过来时，把秀秀拦腰碾过，邻居到地里叫她时，她的腿一直打软走不动。一见孩子，就抱着孩子哭成一团，连说“是妈不好，是妈不好”，有惊无险，四套马车“刚好颠过孩子的腰部”，只是脚部被车碾伤，她这才肯请假在家里照顾孩子。还有一次，小秀秀突然高烧不退，一进医院就给发了”病危通知书”，她急了，一边哭一边问医生：“怎么才能救下我的孩子？”医生说除非能找到一种叫什么的针，名字我忘了，在当时来说很稀缺，一般医院都没有。从不向我提什么要求的她给我下了死命令：“说啥你也要想法找到！”我跑遍了全城医药公司也没有找到。全家人一筹莫展时，她又提议让我去找找县委王书记。我大着胆子找了县委书记王金魁，他说：“说啥我也得想想法子！”并亲自将几支救命药送到医院。直到孩子的病有了好转，她才舒展了紧锁的眉头。 

    现在，老伴已经74岁了，孩子们的生活也都不错，家里的收入足够我们宽裕地生活，但老伴仍像年轻时一样勤俭节约。我原来很胖，成功减肥30斤后，以前的旧衣服都穿不成了。孩子要给买新的，她坚决反对，说：“让我改改看行不行？”我说：“都是休闲服，恐怕改不成！”她却戴着老花镜又拆又剪又缝的。改得还真不赖，很合身。从此，她像上了瘾一般，开始了旧衣改造，连有窟窿的袜子也织补得挺好。

    为节约用水，她把淘米水、洗脸水、洗锅水、洗碗水、洗脚水……全都保存在一个塑料桶内，用来冲洗厕所，废水利用，既省钱又环保，还收获了一种勤俭节约的好家风。

    几十年了，从嫁给我那天起，她就死心塌地把自己“卖给了我们这个家”。不管老人也好，我也好，孩子也好，只要我们高兴她就高兴；我们有个“头痛脑热”她就发愁……一切的一切，都以我们为中心，唯独没有她自己。

    现在，生活好了，我的报恩心也越来越强。去年9月和今年5月，她做了两次左右腿置换膝关节手术，我们一家大小都争着做她的“貼心小棉袄”，我也做了两次一辈子没有做过的“保姆式”服务，从做饭、擦身、端屎、倒尿，无所不及。除此而外，就是千方百计让她吃好，穿好，玩好，乐好，锻炼好，还有一点就是旅游好。近年来，我们近到舜帝陵、关帝庙、堆云洞、普救寺，远到洛阳、华山、西安、桂林、延安、北戴河……参观旅游，每到一地，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不但给她以乐趣、美味和享受，还给她以信心、健康和力量。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我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但有一点还能做到，也能做好：这就是报恩，我要竭尽全力让她享受到青年时代没有享受到的清福，让她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幸福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