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叩开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门--中西部法制官网普法门户网站-www.zxbfzttv.com

当时，县上的中心工作是清理阶级队伍。元旦过后，我在彭公公社某大队采访到一个被清理对象给该村党支部书记家送去20元钱，被该书记拒绝的线索，随即作了采访，并将采访到的材料带回来写了一篇小通讯，署名长武县革委会通讯组，随即发出。这是我任通讯干事后的第一篇习作。不久，在2月18日的《陕西日报》第二版发表。一篇小通讯本来微不足道，但对于经常在报纸、广播上很难见其名、闻其声的长武小县来说，却似乎非同小可，一时被传得沸沸扬扬。我也被机关同志视为“一炮打响”、“有两下子”。

这年4月，陕西日报社举办为期3个月半的全省通讯干事学习班，我成了当然的人选。就在13日去西安菊花园报社招待所报道的当天，我写的长武县《洪家公社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自觉行动》的长篇报道在《陕西日报》第二版头条刊出。这篇见报稿，更加激发了我对通讯工作的兴趣和热爱。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这段时间，刻苦学习，掌握新闻写作的规律和特点，回去后把长武的新闻及时反映到报纸上和广播里，在宣传长武上干出点名堂来。

学习班采访实习阶段，我和乾县的通讯干事师荃荣同志分在一组，赴渭北（铜川）煤矿基建公司采访。师长我5岁，是老通讯、笔杆子，又是我们乾县师范的老校友，说话幽默风趣，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我抓住这个有利机会虚心向他学习，特别是请教写好消息导语的要领，受益匪浅。我们共同采访，由他主笔写的渭北煤矿基建公司革委会《从团结愿望出发，在“帮”字上狠下功夫，及时解放犯严重错误有了觉悟的干部》一稿，观点鲜明，材料扎实，文字简洁，《陕西日报》于6月5日在第二版加通栏标题发表。

学习班结束回县后，我按照在学习班学到的业务知识，于当年八、九月份，先后采写了洪家公社和相公公社广仁大队的几篇报道，陆续送到《陕西日报》和省人民广播电台。国庆过后，县革委会领导派我去西安人民大厦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广仁大队的事迹要作为学大寨的典型上省农村工作会议，但县农业局上报的材料过于简单，需要推倒重来。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非同小可。好在我有前段在该队采访的经历，去后熬了3天时间，总算给省、地负责典型材料的史子成和赵行仁两同志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屈指算来，除了我在报社学习期间其他同志写的两篇小通讯在《陕西日报》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在省广播电台播出外，已有好长时间长武在新闻媒体没有声息了，我也感到有点空虚和沉闷。随后，我从西安人民大厦搬住到陕报招待所，去编辑部追踪我送的几篇稿件的下落。陕报编辑部三组组长张兴轩同志指出了其中两篇稿子的不足，我在招待所做了修改后重新送去。在另一个编辑组，又在责任编辑的指导下修改了广仁大队学大寨的那篇稿子，达到发表水平。另一篇小稿，编辑说可以用，不必修改了。

4篇稿子在陕报见报看来已是十拿九稳。此时，我有一种冲动，也似乎有一点“野心”。听师荃荣同志说，新华社西安分社社址就在省广播电台后面的宁静里，我何不去闯一闯，兴许会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宣传一下长武，也展示一下我的身手。但真正要付诸实施，我还是有些忐忑，真是丑媳妇怕见公婆啊！那天，我带着在陕西日报社修改好的3篇稿子的誊写稿，斗胆找到新华社西安分社。接待我的是乾县籍记者程秀峰和另一位老记者陈毓明。我自报家门后，递上了所带的稿子。

第二天早8点一上班，我又如约来到分社接待室。程秀峰同志对写广仁大队的两篇稿子未置可否，而对写洪家公社的这篇稿子却“一见钟情”。说稿子有观点，有力度，有深度，可以向总社发稿。并说这篇稿子不用我管了，由他来处理。我带着半信半疑离开了西安新华分社。这样，我一个人在西安前后呆了半个月时间，带着对几篇新闻稿的期待、憧憬和悬疑回到了县里。

这年的11、12月，对我来说，似乎是两个收获的月份。先是《洪家公社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巩固新生红色政权》一稿11月1日在《陕西日报》头版见报。再是根据省农村工作会议材料改写、反映广仁大队群众治山治水英雄事迹的通讯《红太阳光辉照山村》21日在《陕西日报》第三版发表。三是广仁大队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永葆革命青春》一稿23日在《陕西日报》第一版刊登。24日，以罗峪公社马场二队队长崔三性名义写的小文章《挺起腰杆干革命》也被《陕西日报》第二版采用。更鼓舞人的是洪家公社那篇稿子11月3日被新华社以通稿发出，题目为《洪家公社狠批“群众落后论”，把“管”群众变成“靠”群众，密切与群众的关系》。11月8日，又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山西日报》等地方报纸纷纷转载。

机遇似乎在助我。12月初，《陕西日报》记者王昊和高金发来长武采访，我和县广播站的编辑记者分头陪同下到广仁大队和洪家公社王东大队。在记者的指导下，我们写出了《工分挂帅，越挂越坏》（陈祖声执笔）和《彻底批判分配中“三光”“四不留”黑货》（张镇藩执笔），分别发表于12月14日和12月20日的《陕西日报》。

此后，我根据长武县领导历来抓典型的经验教训，认真采访，几易其稿，写出了《长武县革委会在抓典型中贯彻少而精原则，集中力量抓好带有全局意义的典型》一稿，在1970年1月7日的《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对上述稿件分别予以广播，县广播站也予以录音重播。报上的名，广播里的声，连篇累牍，形成了我干通讯工作以来的第一个高潮。这下，长武县的通讯工作和长武县的整个工作在省内引起轰动，令许多人刮目相看。县革委会主任、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隆恩同志在省上开会时，许多兄弟地、县的领导都表示了赞赏和祝贺。作为县革委会政工组通讯干部的我，也似乎在新闻报道队伍中小有了名气，成了县里一些干部茶余饭后的话题。

二

但是，我是个不知满足的人。在一片赞扬声中，我还是保持了头脑的清醒。外国有谚语说：老爱欣赏自己的脚印，只能在原地画圈。因为，荣誉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现在和未来。成绩愈大，带来的压力也会愈大。所以，我的工作丝毫不敢懈怠。

1970年年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决定5月份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县上除了安排由各公社革委会和县级各单位积极准备外，三、四月份，还让我组织了十几名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工作人员分三个组到部分公社和单位调查摸底，发现典型。我带领1个组去了亭口、路家、巨家3个公社，其发现的典型中数巨家公社赤峪大队自家弯生产队民办教师赵效德的事迹给我留的印象最深。

自家弯地域十分辽阔，20几户人家分散居住在七岗、八岭、九条沟里，真是“十里同村，隔山为邻”。老百姓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1956年下半年，群众自发地办起了一所民办小学，但由于先后两任教师吃不了这里的苦，教学时断时续。1961年春天，组织上安排刚入党2年的赵效德同志到这里担任民办教师。他在群众的帮助下，修理好了两只烂窑洞，泥了一行行土台台，从群众家里搬来了几张桌凳，摆得整整齐齐，还把山神庙里的一块木牌拿下来，刷得乌黑乌黑的，挂起来作黑板。接着，他上山下沟，登门串户，动员学龄儿童尽可能地入学。并且从这年起，实行勤工俭学。课余，假日，他带领学生开荒种地，挖药材，采集树种。凡是重活累活、脏活难活，他都干在前边。1年后，这里的学生就不用交学费和书本费了，实现了免费教育。榆林地区受灾的消息传来，他们还把收获的粮食和油料作物换成210斤粮票和12斤油票寄去。

为了让家里需要看小弟弟、小妹妹的孩子也能来上学，他不嫌学校里大哭小叫，不怕擦屎擦尿，提倡学生带着弟弟、妹妹来上学，“既办学校，又办托儿所”。在一个偏僻的山区，竟然实现了学生入学率100%。为了帮助居住十分遥远的学生补课，他在离校较远的山头和沟岔设了3个教学点，定期巡回教学。为了帮助村里的青壮年脱盲，他又于1962年办起了夜校，教他们业余识字。9年时间，有30多人脱了盲。

赵效德同志以前我也认识，但对他的感人事迹却了解得不是很多。这次调查摸底，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那颗对教育事业的无比忠诚使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蓦然变得十分高大，我的心情也久久难以平静。

经向县革委会主要领导汇报后，赵效德同志被列为当年县革委会树立的3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典型之一。县革委会以长革发字（1970）第78号文件于5月29日作出决定。随后，他的事迹在县内得到了广泛传播。

1970年5月，长武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在咸阳地区率先召开。地区革委会指派张鸿科、赵富考二同志（二人后来先后任地区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亲临指导。我作为县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组长，直接参与会议的筹备和为县上主要领导撰写报告稿的工作。作为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也在时时捕捉新闻线索。在为大会准备材料的过程中，我抓了两个最突出的典型：一个是罗峪公社卫生院大学毕业的女医生郭希珍，我安排吴载权同志（女，省下放干部）对她的事迹做了较上年更深入的采访（郭上年即为出席地区的积极分子），写出了她的先进事迹材料。然后，我根据通讯报道的要求改写出《贫下中农欢迎的女医生——记青年医生郭希珍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治病的事迹》（1970年3月8日《陕西日报》采用）。另一个是广仁大队先进集体、支部书记杜举堂及植树造林先进个人胡中连。

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后，咸阳地区革委会派杨树芳、张首迅二同志来长武，与我一起住在广仁大队，继续深入采访。张在起草了胡中连的先进事迹初稿后因事提前离开，老杨和我继续留下。老杨同志工作认真负责，文字功底扎实，我俩配合十分默契，在这里整整驻了1月时间。不仅拿出了广仁大队集体的典型材料和胡中连个人典型材料的修改稿，在当年的省、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打响；而且根据广仁大队党支部书记杜举堂同志做思想工作的事例，合作写出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一文，10月16日以杜举堂同志名义在《陕西日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发表。

10月17日的《陕西日报》第二版，通栏发表了我以长武县革委会名义写的《学哲学，立壮志，改天换地》的文章。此文后来被全国多家报（书）刊转载。县革委会副主任曹建辉同志带上它随咸阳地区讲用团在全区范围内报告。这年冬天，配合学哲学，我和新到县广播站工作的鱼佩云同志深入到地掌公社地掌大队打井专业队和广仁、南关、秦家庄等大队，采写了十余篇学哲学的小文章，由政工组宣传组汇集编印成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全都进行了广播。这年成了我从事新闻通讯工作以来的第二个高潮。

同我和杨树芳同志去广仁大队的还有一位省下放干部——陈锷同志。陈系省供销社干部，长武冉店公社礼村大队人。1968年年底主动要求下放到条件艰苦的故里。陈锷同志在广仁大队只待了几天，因另有任务，又回县上去了。老陈也喜爱写材料，作风扎实，因和我处事接物待人的思维方式、观点比较一致，几天时间，却成了相见恨晚的朋友。陈锷为人忠厚，不久，先后任县商业局副局长、局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等职。1976年春节前，一个冰雪消融的日子，老陈主动为我去县革委会某部门联系一件事情，他当时穿着一双布棉鞋去的，回来时，棉鞋全湿透了，成了水包。那个镜头，我终生难忘。

省上下放干部后来基本都回了西安，而他却始终留在家乡工作直至1998年逝世。逝世后，我因在咸阳有紧急任务，未能参加他的葬礼，遂成为一大遗憾。前几年，我曾为他赋诗一首，被陕西《秦风》诗刊选登，尤其被主编李雄飞先生看好，在为我的《闲情集》写的序言里用很大篇幅作了点评。诗文如下：

缅怀陈锷同志

下放鹑觚意赤诚，不留城市恋三农。

经商长葆书卷气，从政永存君子风。

义正何曾媚权贵，性良偏爱助贫穷。

职级未晋声誉晋，德范广播长武城。

由于我在宣传通讯工作中成绩突出，县革委会推荐我出席了咸阳地区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当年9月在泾阳县召开）。

随着通讯工作局面的打开，县上主要领导对其愈来愈重视。当我反映通讯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力不足时，王隆恩主任当即拍板给了6个招工指标，由我物色、确定人选，先放在县广播站试用，当编辑记者（其中1人当播音员），然后，视情况往政工组通讯组选调。于是，才有了鱼佩云、曹可仁、郭启升、阎志和、秦玉珍、梁萍（后2人系西安下乡知青）同志一次从农村招出，进入宣传通讯队伍。秦玉珍担任了县广播站播音员，梁萍被调整到县电影管理站（宣传组下属单位）搞播音工作。

1971年，在县革委会第二任主任陈岗同志支持下，我经过反复考察，又从县百货公司、城关供销社和彭公供销社营业员中物色到杨忠贤、黎群贤和贾东辉三位同志，一次同时调政工组工作，更使通讯工作如虎添翼。贾东辉同志随后组织另有任用，被调到团县委工作。鱼佩云、黎群贤、杨忠贤后来都成为通讯工作骨干。

现在想起来，这两次，领导给我的权力也够大了，放在现在几乎不可思议。但正是这两次放手，为县上选拔了一支宣传通讯和写作骨干。与此同时，我还向组织推荐张镇藩同志从文教局教研室到广播站，又到县委写作组。这些同志都能虚心向崔安民、李应庚、孟宗尧等老同志学习，逐步成为长武写作方面的生力军。由于组织的大力培养和个人的不懈奋斗，他们绝大多数后来都有大的作为，成为县级和县级部门的领导骨干，其中秦玉珍、黎群贤、贾东辉3人担任了正县级职务，有5人担任了县上部门的部局长。

1971年春，我被抽调在冉店公社马屋大队蹲点，担任蹲点组副组长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蹲点半年，突出抓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兴修水利。我在给咸阳地区报送的蹲点经验材料中写上了这个问题，除了省广播电台播送外，还被来咸阳地区采访的新华社名记者、后来曾任新华社社长的郭超人和时为咸阳地区革委会通讯干事的毛錡同志发现，作为三个典型之一写进了《咸阳干部蹲点纪事》一稿，小标题为：《“提水壶”真的流水了》，发表在1971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

9月5日的《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又通栏发表了陕报记者魏清海、夏万滨和我们共同采写的《长武县委把认真读书作为领导班子建设的根本，不断提高领导成员读书学习自觉性》的长篇报道。

12月25日，《陕西日报》三版发表了我和鱼佩云同志共同商量，由他执笔以县农技站名义写的《从两株穗到两千万斤——谈谈在选育小麦良种“长选一号”中坚持“实践第一”的体会》，亦使我县通讯工作的理论水平有了新的升华。

这些报道，起点高，涉及面广，影响大，因而，形成了我从事通讯报道以来的第三个高潮。

此后，我在新闻报道工作中既着眼于县的总体报道，也注意典型人和事的报道，既重视农业特别是老典型的报道，又注意拓宽报道面，抓新典型的报道。1972年1月29日，新华社发表了毛錡同志和我采写的《长武县发展队办林场取得显著成绩》的消息，2月7日，《陕西日报》二版予以转载。6月17日，《陕西日报》头版发表了我采写的中共长武县委《提高路线觉悟，切实落实政策》。7月18日，《陕西日报》第三版发表了中共长武县委的文章《严肃执行政策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保证——学习<论政策>的一点体会》（吴载权执笔）。8月3日，《陕西日报》头版发表了我写的广仁大队党支部《正确对待干部，保持干部相对稳定》。还有5月13日，《陕西日报》三版发表的广仁大队党支部书记杜举堂的文章《同是一沟水，富的两种“民”》（鱼佩云执笔）等。同时，我采写报道了《大兴大队正确处理农副业关系，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互相促进，全面发展》（8月8日《陕西日报》头版二条）；与杨忠贤同志采写的冉店公社《把艰苦奋斗精神作为路线教育重要内容》（杨忠贤执笔，8月29日《陕西日报》头版刊登）。9月，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先锋同志等3人来长武。我和县广播站编辑陈祖声陪同在亭口公社安华大队共同采访。5个人合作，采访录制成了《秋满安华》的现场录音专题报道，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被评为优秀节目。冬上，我和鱼佩云将在冉店公社冉店大队采访中发现的问题以该队党支部名义写了《农田基本建设要注意质量》的来信寄出，发表于1972年11月21日的《人民日报》。这年的报道数量质量亦不亚于前3年，可谓第四个高潮。此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居民下乡、关心学生健康、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等，也都有报道。

1973年正月，我们采写的一篇通讯《长武高原春来早》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配音播出，拉开了当年通讯工作的序幕。这年，中央部署要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我县郭希珍医师被内定为四届人大代表人选。为了配合宣传，我将郭希珍的先进事迹材料改写成第一人称的文章《扎根山区为人民》，先是在6月14日的《陕西日报》第三版发表，后又发表于6月28日的《光明日报》第二版。鱼佩云同志执笔写的《马寨公社卫生院积极培训赤脚医生》的报道，先在2月11日的《陕西日报》第三版发表，后又在8月26日的《光明日报》第二版见报。我和鱼佩云以谢家河大队合作医疗站名义写了《大搞中草药，办好合作医疗》在《陕西日报》发表。后又就合作医疗问题以该队党支部名义在《陕西日报》发表了《我们就是要办前人没办的事》的署名文章。我在路家公社采访了中原大队党支部书记成汉忠同志，以他的名义写了《一只手能抓两个热蒸馍》的“笔谈学大寨”文章，发表于6月15日的《陕西日报》二版。我和鱼佩云同志采写的谢家河大队新老支书互帮互学的通讯《为了一个目标团结战斗》，发表于8月27日的《陕西日报》三版。

我从县文教局了解到，彭公公社孝席五年制小学勤工俭学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搞得好，便在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和鱼佩云同志来到该校和该大队采访。我对学校原有的一份介绍材料做了若干处修改，以学校名义送出，刊登于7月28日《陕西日报》第三版。又将采写的材料带回机关，由我执笔，写出了《贫下中农完全能够管理好学校——陕西长武县孝席大队五年制学校的调查》，以县革委会政工组名义发出。8月26日在《人民日报》第二版见报，并配发了“编后”。两个月后的11月11日，亦在《陕西日报》第二版显著位置刊登。这篇报道，块头大，且宣传的是当时的“新生事物”，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许多报刊转载。

这年8月，我和杨忠贤同志赴罗峪公社沟泉大队采写回乡知识青年弥永智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新闻。我先用电话将消息传给西安新华分社记者李蔚同志。9月24日的新华社电讯在报道《十五万多工农兵新生朝气蓬勃进大学》的综合报道中作为骨干事例进行报道，全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因而，这年亦成了我通讯工作的第五个高潮。

由杨忠贤同志执笔写的关于弥永智的长篇通讯融进了我俩对弥永智的全面了解，文笔也很优美，却因篇幅较长，没有被省报和省广播电台采用，甚为可惜！我与杨忠贤同志先后在马寨公社司家河大队和枣园公社张家沟大队采写的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材料（杨忠贤执笔）却在两次的县三干会上打响。

与此同时，我们政工组宣传组在洪家公社二十里铺大队进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试点中，组织了一组批判文章，在1973年12月24日的《陕西日报》三版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且加了编者按。我和鱼佩云同志采访，由他执笔写的《相公公社党委根据农村工作特点坚持“二八”制》发表于8月3日的《陕西日报》头版；他写的《泾河岸上的“铁梅排”》发表于4月11日的《陕西日报》二版；《一支活跃在工地上的宣传队》发表于《民兵建设》，亦为当年的通讯工作增添了光彩。

1974年和1975年的通讯工作，我在较多地关注县里整体报道的同时，重视了抓教育卫生革命的报道。1974年的第6期《陕西日报通讯》刊发了我们通讯组题为《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积极抓好教育卫生革命报道》（杨忠贤执笔）的文章。1975年2月18日的《陕西日报》头版发表了我与黎群贤和陕报记者采写的长武县委对县、社干部进行教育，《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的消息，亦受到各方面重视。

1972年，陈兴发同志从县政法系统调到县委办公室写作组工作，和我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关问题，相互切磋。老陈酷爱学习，又有较多的基层工作经验，时间不长，又被提任巨家公社党委副书记，后提为相公公社书记、县政府副县长。因工作关系，和我接触比较多。他的那种实干精神和开拓魄力确实值得我学习。

三

由于从事宣传通讯工作的缘故，那些年我与县里的领导接触比较多。从1968年9月到1973年上半年，县革委会经历了一段军队干部掌权的阶段。期间，王隆恩和陈岗二同志先后任革委会主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隆恩同志工作稳健，善于思考，善于抓大事，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上任后注重抓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消除派性，尽快地稳定了县上形势，而且以较大的政治魄力决策修建朝阳水电站（当地群众昵称为长武的“红旗渠”），结束了长武没电的历史。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他还到洪家公社姜曹大队蹲点抓整党，狠抓相公公社广仁大队这个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一时，县里的工作在咸阳地区颇显起色。两年后，他提任咸阳军分区副政委、地区革委会常委。

陈岗同志12岁参加革命，真可谓地道的“红小鬼”。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股干劲。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地方领导干部特别尊重。当时，县委常委只有6个人，其中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各3人。在这个班子中，他特别倚重几位地方领导干部，凡事尽量征求和听取他们的意见。班子团结和谐，工作亦开展得比较顺利。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对我后来从事领导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当然，在军队干部掌控地方工作后，也有一些军队干部把特殊时期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自己的“本事”，自以为了不得，表现得趾高气扬，傲气十足，使人敬而远之。更有一位军队干部处处自以为是，在县革委会政工组里对诸如整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干部专案等工作指手画脚，动辄批评个没完。后来才得知，这位老兄还没有入党，竟然有“本事”管起党内的事来，真是莫大的讽刺。因此，被一些同志传为笑料。

四

1975年6月底，我告别了故乡长武，离开了县委宣传部和通讯组长的岗位，到咸阳地委办公室上班。6年半新闻通讯工作的经历，培养了我对它的兴趣和与新闻工作者的感情。心血的汩汩付出，业务的磨炼和熏陶，培养了我的新闻敏感，学会了选取角度和切入点，被许多熟悉的朋友称道。我个人亦有不少心得和体会。后来陆续写出《治治“厚皮病”》、《勿打“大口井”》、《莫小看“豆腐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只手能抓两个热馍》等小文章，先后在《瞭望》杂志、人民日报社《新闻学苑》、《文摘报》、上海《秘书》杂志和陕西日报社《新闻知识》发表。新闻通讯工作使我远离了面面俱到的八股味，学会了说话、写文章不拐弯抹角，不说、不写或少说、少写废话。这些，对后来的政策研究和其他文字工作以及从事行政领导工作都大有裨益。

6年半时间，长武共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陕西日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采用稿件150多篇，其中，我个人独立完成的80多篇。令我欣慰的是，一个边陲小县的通讯干部在自己的通讯生涯中，总算尽其所能，叩开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门，把“长武”两个字宣传到了全国。在《陕西日报》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这两个新闻媒体上，亦创造了长武新闻报道的一段辉煌。

当然，人都是在一定社会生活中生存的，这段时间写的稿件毕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避免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避免不了“上挂下联”，避免不了按某种模式人云亦云和某种宗教情绪，因此，相当一部分现在看来没有多少价值，只能作为历史资料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