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

 ——恩格斯

1996年5月中旬，我带人去了一趟北京。

首都，之前在礼泉县委工作期间已去过近20次，但这次赴京工作的内容，接触的社会方面，受到的启迪却与以往有所不同。

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是两个：一、向国家档案局汇报工作，争取支持；二、走访在京的咸阳籍或在咸阳地区战斗和工作过的各方面名人，为局馆建立名人档案进一步探路。

国家档案局主持工作的刘国能副局长一行4人1995年初冬曾来咸阳市档案局馆视察过，对咸阳留下了良好印象，所以，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完成得颇为顺利。不仅是他和另外两位副局长沈正乐（我在1996年元月陕西省档案工作会议上已认识）、郭树银（陕西人）热情接待了我们，还安排我们见到了王刚局长。

王刚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国家档案局局长，在中南海办公，工作之重要和繁忙自不待说。我简要向他汇报了咸阳市开展农村档案工作和建立名人档案工作的情况，重点汇报了抢救档案的紧迫性和抢救内容，请求国家档案局给予支持。王刚对咸阳的工作予以肯定，并原则上答应我们的请求。最后与我们合影留念。他还开玩笑说，他在中南海接见地市一级档案局长，你这位局长还是第一位。我亦感到幸运，表示衷心感谢他对咸阳工作的重视。后来，经过省档案局，当年给咸阳落实了3万元档案抢救经费。

国家档案局3位副局长以及中国档案出版社原社长邹步英（礼泉籍）、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黄玉珠等，安排我们先后参观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市档案馆。在这几个大档案馆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从没见过的先进设备，看到了那么多人查阅利用档案的壮观场面，见到了许多堪称国宝的档案资料。当时的那种惊讶，那种激动，那种大开眼界的震撼，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在中央档案馆，我们听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原始录音和在八大致开幕词时的原始录音，那亲切而又熟悉的湘音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也见到了毛主席解放战争期间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报原始文字稿。那气吞山河的措词，那挥洒自如的笔迹，那字斟句酌的严谨，都跃然纸上，不由人发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赞叹，为伟大领袖的卓越、非凡所倾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明清档案），我们看到了光绪皇帝成婚大典的一整套档案（称红档），和大贪官和珅窃国后那种富可敌国的档案，令人瞠目结舌。这些珍贵档案资料，记录了历史的真实，足能“珍存百年史，资政千秋业”。

来北京前，就听说过社会上有人假冒名义上门找名人题字、签名、接受访谈等，后以之进行招摇撞骗。因此，我们来时就带了十几份咸阳市档案局关于建立名人档案的红头文件，上门先出示介绍信和盖有大红印章的文件，解除被访谈对象的疑虑。

在走访咸阳籍和在咸阳战斗、工作过的名人中，我们首先拜访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汪锋。汪老住在新外大街一个家属院里。汪系陕西蓝田县人，解放前为陕西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曾长期战斗在旬邑县的马栏（陕西省委所在地）。他的6个孩子中就有3个出生在马栏。一提到在马栏那段艰苦战斗的岁月，汪老夫妇，特别是夫人陈方，真是一往情深，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前驻日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符浩此时已改任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住在北京东四报房胡同的一个家属楼里。他是礼泉县西张堡人。一听说我曾在礼泉县任过8年县委副书记，一下子对我这个曾经的“父母官”欢迎有加。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中日关系发展得很快，符浩作为驻日大使，他和夫人焦玲的名字也多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使人心怀敬畏。今在其家中相见，却是那么的朴实、亲切和平易近人。符浩一口地道的礼泉方言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们还在东四灯市东口的史家胡同的一个北京四合院里，拜访了王炳南的夫人姚淑贤。王炳南是乾县好畤村人，在“西安事变”中就已崭露头角。建国后长期任中国驻波兰大使，负责中美非正式会谈，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最后为对外友协会长。丧偶后与姚淑贤结合，共同生活10年后先她而去。姚系河北石家庄市人，原为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的夫人。潘系陕西华县人，解放初任过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文革”中被遣散到山西霍县病逝。后姚与王炳南走到一起。姚淑贤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潘自力和王炳南从事外交工作的情况，我们都对这两位从陕西走出去的外交家深感敬佩。临了，她送给我们一本潘自力传和一本有关王炳南的书，作为馆藏。

在文学界，我们拜访了两位陕西老乡中的“大腕”。一位是著名诗人雷抒雁，泾阳县人，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一位是著名作家周明，周至县人。周至原为咸阳地区管辖，1983年才划归西安市。周明曾任《人民文学》主编，此时正在马不停蹄地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为该馆常务副馆长（馆长为巴金先生）。两位大家都表现得热情、谦和，也都表达了对咸阳市档案局建立名人档案工作的支持态度。

最后，我们在万寿路翠微西里国务院的一个家属院里拜访了国家档案局原局长冯子直。冯局长是礼泉县新时乡人，见到我这个从他的家乡走来的档案新兵，打心眼里高兴。冯局长的革命生涯几乎一直与档案事业结缘，又长期担任国家档案局的领导。作为行政领导干部，他对档案工作的熟悉程度，全国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来。离休后，仍不闲着，继续从事档案方面的著书立说。我俩的谈话一开始就切入正题。他对我提出的抓农村和农业档案，建立名人档案和地方特色档案，办一期《陕西档案》增刊等做法和设想都表示赞成和支持。对我言谈中流露出来的对档案事业的挚爱和“入门”更是赞赏有加。在这位档案界的先行者那里，我似乎得到了勇气和力量，决心在档案行道站好最后一班岗。

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文化报》主编阎纲先生（礼泉籍）和总参谋部黄夫亚同志（长武籍）因当时人不在京，未能见到，但随后通过电话取得了联系。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只有短短的半月多时间，但收获颇丰：使国家档案局的领导更进一步了解了咸阳的档案工作，尤其是结识了许多名人。他们渊博的知识，不凡的谈吐，高雅的气质，都使我受到熏陶，得到教益，并为建立名人档案开了一个好头。以后这十多年里，有的人还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当年10月，由咸阳市承办的陕西省地市档案协作会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徐艺圃和中国档案出版社原社长邹步英同志就应邀专程来咸阳出席和指导会议，给咸阳长了脸。

冯子直局长先后给我寄来了他的《论档案事业与档案事业管理》等著作，并为我的《兰台札录》一书写了书评。2006年9月我去北京旅游，还偕老伴专程看望了他和张玉如大姐。酒逢知己，互诉衷肠，真有“千杯少”之感。郭树银副局长几次寄来了印制精美的画页。阎纲先生给我和档案局馆托运来他的几十本著作。雷抒雁院长2009年应邀发来他的自由诗《自家的华山》，收入由我主编的《咸阳诗词作品选》（第二集）中。2010年元旦，还发来了自制的精美贺年卡。

2009年，我在咸阳的“雷抒雁诗歌朗诵会”上见到了阎纲、雷抒雁和周明先生，他们一见如故的热情，使人久久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