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啄木鸟的成功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不停地啄啊啄，直至完成自己所干的工作。

——（美）科·考克斯  

1961年7月初，我从乾县师范学校毕业。学校按照上级的分配计划，将我分配到小咸阳市工作。一同分去的共有20名同学，其中长武籍的5人，除我以外，还有赵如岚、胡德学、司景儒、郭全胜。8月，小咸阳市文教局在咸阳四中对我们和从长安师范分来的学生一起进行了培训，随后，我被分到沣桥公社茨根村完小任教（沣桥公社次年分为沣东、沣西两个公社，茨根村在沣东公社）。

茨根村位于渭河南面，距西咸边界不远，是个大村，分东村、西村、东庄、南庄，分布相对比较分散。这里水位很高，一晌就能打出一眼水井，用水担钩钩上桶，就能直接把水从井里吊上来。茨根完小亦算是个中心学区，除了茨根村一至六年级的学生，还有周围赵家、刘家、胡家、小章、南槐、硷滩、康家寨、七里铺等8个村的五、六年级学生在这里就读。但学校的基础设施很差，两个已动工修建的教室墙体刚砌了1尺多高就因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停工，成了“烂尾”。正在使用的教室个个窄小，显得陈旧，破烂。教师办公住宿条件更可想而知。我和一同分来的同班同学郑某某就与董启元老师3个人在一间房子里办公，宿办合一。屋子里除了3张床、3张桌子、3个凳子，就很难再有下脚的地方。好在董老师这一年内大部分时间在外进修学习，我们俩才稍显“宽松”。

学校共6个班（其中六年级2个班，三、四年级是1个复式教学班），10名教职工。学校领导让我担任六年级甲班班主任，代语文课。后因董老师长时间出去学习，我又替他代了六年级乙班的语文课。同时，还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的工作。

刚到校那时，学校雇请有附近村里的一个老头做炊事员，后来他嫌待遇太低，辞职不干了。学校老师只得两人一天，轮流做饭。对于和几位女教师做搭档的老师，倒不打紧，最难的就是教导主任孙效文和我这一组（他为主，我为辅）。孙主任还算会擀面，但无论怎么用力，总是擀不薄，只得尽量往细里切，大家凑合着吃，让人哭笑不得。繁忙的教学和赶着鸭子上架的流动炊事工作，真让人有点吃不消。不得已，学校又先后雇请过附近村里的一个老太婆，一个青年妇女，来学校做饭，总算把这一学年搞了下来。

六年级两个班是在上一年刚刚升入五年级时按考试成绩分的班，成绩好的在乙班（重点班），成绩差的在甲班。当然，也给甲班分了如盛淑琴、王菊贤（又名秀莲）、刘桂侠（小名孔雀）、王建华（小名民权）等几个学习好和比较好的学生，算是“掺沙子”。由于“先天不足”，所以我代六年级甲班这个班感到很不轻松。开学不久，全公社组织的一次统考，成绩就排在下游，统计表的备注栏里就赫然注着班主任我的名字。

这个地方学生上学念书一般都比较晚，当时班里有个别学生个子和我差不多，年龄也和我差不多。我这个19岁的小老师要得到他们的彻底认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使这个班能够尽快赶上去，我的做法是十个字：自强、跟上、过细、一视同仁。

自强。下功夫备好每一节课，力争自己把课文弄得滚瓜烂熟，课堂上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同时，注意寓知识性于趣味性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多数学生知识基础较差的实际，尽可能把课文中部分学生还不明了或似是而非的字、词、句重复讲解清楚，实际上等于给部分学生“补课”。

跟上。每天除了上课，学生朗读课文、上自习、上早操、参加劳动等，我都泡在学生中间，甚至跟学生一起朗读课文，为学生做表率，以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

过细。学生每两周一次的作文，都认真地进行批改。特别是代两个班语文课的日子里，星期天我也在学校忙于改作文。对普遍容易出现的错别字和不当的用词，认真进行讲评，使学生加深记忆，纠正脑子里已经形成的错误概念。对写得好的作文，由学生朗读后，先启发学习成绩一般和较差的同学说说它好在哪里，从把握主题、立意谋篇、遣词造句、表情达意等方面有哪些地方值得自己学习、借鉴，等等，然后我进行总结。这样，学生的作文水平提高较快。

一视同仁。对学习差的同学，首先思想上不歧视、不鄙视、不嘲讽，多鼓励，少批评。课堂上回答不上来问题时，尽量引导和启发他们开动脑筋，进一步思考。课外多找谈心，问问还有什么困难和疑问，帮助解决和释疑。王群正同学学习基础较差，但人很老实，经过鼓励，有了明显进步。他父亲是个生产大队干部，还专门跑到学校来感谢我教育有方，也反映说他的孩子打心眼里对我十分敬重。

工没枉费。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代的这个班学生学习成绩有了显著提高，我代的六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学生在升初中考试时成绩尤为突出。我也被学校评为模范教师。

我一生就只干了这一年时间的教师工作，而且仅仅是个小学教师。小学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平凡得极少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但我却觉得无尚光荣。这一年，我也常常很孤独，但我守候的是孤独，放飞的是希望。因为通过我，把知识的种子播入了学生的心田，一定会开花、结果，也使他们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上又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他们以后做人、立业、处世进一步打下了基础。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自然有我的一份“功劳”。

1975年，我重返咸阳工作，我那个班的班长朱建武（学生时叫生生）已担任他们大队的大队长，不久又升任党支部书记，当我时隔13年再见到时，已是一副历经磨砺的老在样，说话句句在行。学生王建华大学毕业后已是一名中学体育教师，英姿勃勃，充满活力。见到他们，我打心眼里高兴。

50多年过去了，我代的那个班的学生如今都早已年过花甲或年届古稀。但因为这一段是我人生征途上的第一驿站，所以印象尤为深刻。这个班学生的名字甚至连乳名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时学生的大名和乳名同时都有人称呼）。

茨根完小当时的校长为邢中云，共产党员，虽然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忠厚，热忱，和教师能赤诚相见。对我这个外籍教师关怀备至，甚至把他那辆心爱的新自行车主动借给让我学着骑。每周六回家前总要叮咛我注意休息，使人感到温暖。教导主任孙效文有才，工作经验丰富，管理有方，课也教得好，又平易近人，深得教师喜爱。两位领导的人格魅力大大弥补了学校条件简陋的缺憾。

1962年8月，我因家庭有实际困难调离了茨根完小，回家乡长武县工作，走时还真有点依依惜别，难分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