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

——莎士比亚

不要忘记，辛苦的工作从不伤害任何人。

                                 ——苏格兰谚语

一

1962年8月，我从原咸阳市茨根小学调到了故乡长武县文教卫生局工作。报到后，高显瑞局长安排我到局教研室待命。

教研室属事业编制，当时和我一共有七、八个人，崔极天同志为负责人。主要任务说是调查研究全县中小学教学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经常下去检查学校工作，例如学校领导班子情况，开学情况，教师到职情况，教师工作表现、教学水平，以及学生入学率，等等。当然，也要下去听听课，看看教师教案，翻翻学生作业，提出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我到职后不久，适逢下半年开学，就按照老崔分配的片，同另一位同志为一组，下去检查了。好在我是上师范、学教育的，又已从事了一年的教学实践，业务并不生疏，工作很快就适应了。

县文教卫生局行政编制6人，其中，正副局长2人，干事4人（分管内务、人事、文化、卫生），教育行政事务一般由教研室代管。

这年秋，时任省计委综合处处长的崔鹏程同志从省城回故乡长武工作，任县委副书记。不久，他的夫人王瑶青同志也回到长武，县委安排她在文教卫生局任副局长，分管卫生工作。

 王瑶青副局长来了，但局里实际上没有个管卫生的干事，无处下手。高显瑞局长又着我临时到局里代干卫生干事的工作。我是个学教育的，这下一切可得从头学起。好在我这个人适应性比较强，当时又刚刚20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农业县的工作，总是以农业和农村工作为中心。文教卫生局6个行政干部，经常抽调3个人下农村，整风整社，整顿后进队，检查夏收夏种、秋收秋播、农田基建、植树造林，以及参加面上社教、农业学大寨蹲点，等等。高显瑞局长和分管人事、文化工作的李平印、谢英杰同志大部分时间都被抽调下乡，经常在局机关的就是王瑶青副局长、王超然同志和我3个人。王局长主持局里的日常工作，王超然同志在局办公室坐摊，主抓财务和文书处理，我则主抓卫生，兼顾文化、教育和综合，算个“八角身子”，成为名副其实的“不管干事”。

在县里，文教卫生战线最长、下属单位最多、职工人数最多。文教卫生局的业务相当于后来分设的教育局、文化局、体育局、科技局、计生局、县志办的总合，头绪特别多。教育、文化下属的单位且不说，光下属的医疗卫生单位，就有1个县医院，1个地段医院，14个公社卫生院和1个县药材公司，1个公私合营国药店。局里并挂有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的牌子。工作内容涉及医政、药政、卫生防疫、地方病防治、爱国卫生运动等诸多内容，还要管理农村的半农半医、保健员和散在于城乡的游医药贩。加之，长武属克山病、大骨节和甲状腺肿等三大地方病高发区，省、地卫生行政部门和诸如防疫站、地方病防治所等事业单位经常来人或常驻检查，或负责督办，事情特别多，任务特别重。

高显瑞局长抓工作，一是特别放手，二是特别果断，三是酷爱学习。他办事利洒，回机关主持召开一次局务会议能把好多问题研究定夺。对局里干部，既提出工作要求，还教给工作方法，使人有所适从。我更感慨他的清廉直正。原来他既不认识我，又与我非亲非故，只是听了县委办公室郭毅同志和长武中学曹生存老师等人的推荐，就主动发函把我从原咸阳市一个完小调到长武县文教卫生局教研室工作，接着又到局里上班（行政编制）。可以这样说，他既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踏入政界的引路人。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5个年头。

王瑶青副局长是王庶民烈士的大女儿，名门闺秀。温柔善良，气质高雅，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处理公事，处理公文，找下面同志谈话，有着特殊的细腻。处理公事，瞻前顾后，考虑到方方面面；处理公文，改了又改，直至简炼到再难动一字；与人谈话，和风细雨，循循善诱，似在听一位大姐的谆谆教诲，受益良多。

王超然同志长我15岁，时已13年工龄。他头脑特清楚，记忆力特强，会计业务特熟练，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家又在县人委机关附近，真是个难得的好干才，更是我的良师益友。那时，我的记忆力也相当好，又积极肯干，在局长领导下，局里的具体工作有我们两个人撑着，还就锣锣鼓鼓都动了，而且被外界一片叫好。

那时候，机关办公条件很差。偌大个县人委（即县政府）机关说是有台打字机，有个打字员，实际上只有以县人民委员会名义和人委办公室名义发的红头文件才能排上队打字，以部门名义发的文件多数只能靠自己刻蜡版。间或有用打字机打的，那就要看部门领导或主办干事的能耐和与办公室、打字员的关系了。文教卫生局的文件特别多，这样，我便成了个刻蜡版的“刻版工”。而且从拟文、刻版、油印、装订到写信封、分发，“一条龙”作业。

文教卫生局就在县人委机关院内。初到单位上班，机关的作息时间先是根据当地农村习惯按一天吃两顿饭安排。从1963年起，为了和省、地机关统一，也改成3顿饭。但不管是两顿饭还是3顿饭，我和老王除了白天的8小时上班外，每天晚上都要加班。我住在机关自不待说，老王每晚7点半会准时来机关上第三晌班。我俩一般都要加班工作到10点以后，有时甚至是十一二点，日每如此。不然，局里的工作干不完，就会误事。好多个礼拜天，也都没能休息。我俩都是内向型性格，又都能坐得住，工作效率高，所以配合十分默契。两个人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虽然繁忙，特辛苦，但心情舒畅、愉快，习以为常，也不觉得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年初我被抽调到县委内清办公室工作为止。

1963年，为了解决卫生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高局长主持局务会议研究，把巨家卫生所的会计苏浩儒同志调到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作专职干部。老苏长我7、8岁，长期在基层工作，更带有基层干部的忠厚与朴实，亦是一个工作狂，腿脚特勤，手也特勤，泥里水里都能来，和我真是一对天生的好搭档。我和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4个公社及其大部分村庄。走到处，既了解国家、集体医疗卫生单位的情况，又了解农村保健站、保健员、半农半医和游医药贩的情况，发现问题，一般就地解决。对于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和老大难，则带回局里向领导汇报，共同研究解决和处理的办法，有的形成了规范性的文件或意见。记得1964年，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全县性的半农半医和保健员会议。

二

1964年8月，传达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的县委扩大会后，县委认定城关公社卫生院是一个“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派出庞大的工作组进驻该院。组长为文教卫生局局长高显瑞，我作为局里主管卫生工作的干事，也属于工作组成员之一。

期间，有人反映该院院长赵某某1952年开私人眼科诊所时，听说强奸了一个彬县来看病的少女，被这个女子的父亲告发。高显瑞局长责成我和苏浩儒同志去调查。没有姓名，没有地址，没有任何部门的记录，只凭这么一个“听说”，不说查清问题，光是要找到当事人，面对茫茫人海，真如大海捞针一般。

我和苏浩儒同志冷静地作了分析：彬县人，能来长武看病，应是离彬县远、离长武较近的地方人。而最近的地方，就是亭口公社或相公公社泾河对岸的彬县地方。苏浩儒同志是亭口公社人，对泾河对岸彬县的村庄知道得比较多。于是，我们先从亭口涉水过河，一路打听有没有1952年左右到长武看过眼病的女孩。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或是工没枉费，我们在某村访问了20多个人后，终于有一个老头提供了一条有用的线索，说是他们村程某的女子那时眼病厉害，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去长武看过。于是，我们拿着外调介绍信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找到了这个人。

我们说明来意后，通过做思想工作，他如实说出了事情真相：女儿眼病当时十分严重，在长武看病时间长了，钱也花光了。不得已，就编造了赵医生糟踏了他女儿的谎言，还到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告发过。后来，欠的药费和手术费也就不了了之。说的过程，满脸愧疚。于是，我们当场作了笔录，他按了指印，大队党支部加盖了印章。此时，他的女儿已出嫁到同一公社另一个村多年。接着，我们又到那个村找到了他女儿，其说的情况与程某的供述完全一致。我们也作了笔录，让本人和大队党支部盖了指印和公章，然后到他们所在的公社党委加注了意见，盖上公章带回。

3天时间的劳累和奔波，总算是澄清了十多年的一桩疑案，也洗去了泼在赵某某身上的脏水，还了他一个清白。我和苏浩儒同志都觉得心里甜甜的，有一丝成就感。同时，我们也感叹，天下竟有这样令人不齿的父亲！为了讹人几个钱，不惜以女儿的声誉为代价，真让人不可思议！

赵某某解放前当过一段时间伪保长，属于“有重大历史污点”。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尽管上述这一重大问题得到澄清，但上级出于纯洁卫生队伍的考虑，运动后期还是开除了他的公职，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落实政策，按退休对待。

三

4年时间工作上的超负荷运转和“不管干事”的角色，真是默默无闻，“小车不倒尽管推”。可以说，把事干扎了，把难受扎了，把心操扎了，把人忙扎了。但是，这段工作，对于我的成长和进步，作用却是非同小可，真地锻炼了我，磨砺了我，为后来的工作做了犀利的打磨和厚实的铺垫。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能正确对待苦与乐，名与利，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身负重担，能坦然面对，知道如何去“愚公移山”；面对艰苦的工作，能做到无所畏惧，勇往直前；面对纷繁复杂的事情，能做到有条不紊，忙而不乱；面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能毅然决然地做出正确抉择。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及以后，我能在咸阳地市委办公室、研究室搞综合研究工作，而且能得心应手，自己深感与长武文教卫生局这几年的磨砺不无关系。

县文教卫生局办公室在县人委东北角最不起眼的一个小院里，这个小院只有文教卫生局和财政局两个单位，相对比较“偏僻”。从1964年到1965年，我感到有一个人晚上似乎在“跟踪”我们，他就是县人委办公室主任任之良。任当时除了行政职务外，还是县委委员、人委机关党支部书记。他几次晚上在我们加班时到局办公室来，有时问一下我们加班干什么，翻翻办公桌上的文件，有时一句话也没问，屁股挨一下就走了。当初，我只是以为检查机关安全，看见我们办公室亮着灯，跟着灯光来的，后来觉得不全像。直到1965年春机关推荐我出席县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9月初机关党支部研究接收我入党，他和我们局的高显瑞局长自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才明白，他是在对我进行实地考察呀！

9月的那次支部会议，通过接收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事啊！从1959年不满18岁开始申请，到此时已经整整6年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据人委机关同志讲，从1962年到此时，机关还没发展过一个党员呢！听说是内部有规定，一般只发展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而我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呀！看来组织上对我是另眼看待了！

提及长武文教卫生局，还有两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其一，老王二女儿升学问题。1964年夏，陕西省仪器制造学校（中专）派了一个叫景财的同志到长武招生。这次招生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即先由公社和县教育主管部门推荐，然后组织考试。但因该校属于重点学校，地处西安，条件好，所以分配推荐的名额很少。景财在县里摸底后，从中看中了我们局老王的二女儿，征求我们能否推荐。老王和我慎重商量，觉得二位局长都不在，局里的事一般就我俩说了算，还是要从严要求自己，不能以权谋私，让别人指脊背。最后，婉谢了景财同志的好意，以德智条件推荐了与我俩没有任何瓜葛的别的学生。这件事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做得太傻：局长不在，招生单位热衷要，不是瞌睡来了遇枕头，办个人私事的好机会吗？但老王和我却觉得，手里有点权，就“见缝插针”，文教卫生系统还能有什么公平，正义，我们还值得领导信任吗？也正是这一“婉谢”，才保住了我们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底线。难怪二位局长常常把某些在今天看来要上县委常委会或政府常务会讨论的事情放心地让我们两个小干事定夺，因为我们经受得住诱惑和考验。这种信任，千金难买。

其二，白福寿老师的困难补助问题。相公中学教数学的白福寿老师，系西安市人，在长武农村找对象结了婚。1962年下半年，根据中央精减下放城市人口的有关规定，将其爱人在一个农村大队安家落户，家里锅碗瓢盆要啥没啥，其困难可想而知。得知这个情况后，王超然同志和我提议，主动给白福寿老师一些困难补助。在局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补助60元（当时最高标准）。

那时候，干部职工福利补助数额很少，标准很低。按照程序，一般都要先由本人提出申请，单位研究加注意见，报局务会议讨论决定。这次给白福寿老师的补助既没有本人的申请，更没有单位加注的意见，直接就由局务会议讨论通过了。60元的主动补助，温暖了一个外籍教师的心。当白老师听到原委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