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正路很难，代价很大，有时还被冤枉误解，但，我们还是要走正路。

——格格 

1958年8月31日，我与赵如岚、鱼永刚、尚育发等28位同学包一辆解放牌敞蓬车到距离长武县120公里的乾县师范学校报了到。

这里水质很不好，第一碗开水喝到口里就非常苦涩，令人难以下咽，比起家乡的甜水来简直有天地之别。它也许就预示着以后3年的乾师生活并不甜蜜。

一

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档案里那些耀眼的成绩单和太好的评语的缘故，我，很快引起了校方的注意。校团委会负责人接连找我谈话，进一步了解我的情况，推荐我出任校团委会委员。

校团委会和学生会联手办有一张8k双面的油印小报，名曰《乾师生活》。别看只是一张小报，却颇受全校同学欢迎，大家几乎对每一期都充满着期待。但是，组稿、审稿、刻版、印刷、分发等，是挺忙录、挺辛苦的事。我担任了校团委会宣传委员，《乾师生活》的编务自然地主要落在我的肩上。由于这项“差事”与我的爱好比较吻合，所以干起来也非常投入。记得1959年元旦前夕，为了将一期《乾师生活》赶出来，我一连开了两个“夜车”。岁末之夜，更是通宵达旦，总算完成了任务。但是，元旦一早，刚分发完《乾师生活》，我即倒在宿舍的床上酣睡了整整一天。

遗憾的是，至今我没有保存下一份自己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乾师生活》样报。

这一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掀起了经济上的大跃进，提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等不切实际的口号，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到处在“放卫星”，虚报浮夸之风搞得人晕头转向。毛主席的一句“人民公社好”使基层的政治体制受到损害。作为人民公社“心脏”的公共食堂更给广大农民带来了苦难。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反映到学校的最显著标志就是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指示，开展勤工俭学活动。那时候，一周上不了几节课，主要是劳动。我们曾拿着布包袱一连多日下沟到乾县漠西河边背石头烧石灰；我们曾拉着架子车，拿上镰刀到礼泉县的瓦苗山上割藤条编笼筐；我们曾办起砖瓦场，冒着严寒，赤着脚，挽起裤管踩到泥水里合泥浆；我们曾肩上掂着两块胡基（土坯）步行20余里到乾县的杨庄去箍高炉“炼钢铁”；我们曾随时听从调遣，到附近的人民公社帮助生产队搬玉米棒，剁玉米杆；我们还曾办起养猪场、养羊场，等等。

这些活动，当时几乎都被赋予了政治内涵，那么，是不是积极参与，是不是卖力，则成为是否政治挂帅、是否走红专道路的“试金石”。我这个有着校团委会委员头衔的学生干部尽管内心对这种“不务正业，将来如何”的局面忧心忡忡，但由于身份使然，表面上不仅不能有丝毫懈怠，而且还要时时处处表现出积极的样子。我还曾被推选担任校淀粉厂（我们班为主体）的厂长，硬是将谷草放在投进生石灰的水里浸泡，后用碾子碾轧，再滤出“淀粉”来。在学校几次的勤工俭学成果展和上级领导来校视察时，用这种“淀粉”做的油炸食品为学校赢得了佳绩和荣誉。

1958年，文学艺术也跟着大跃进。全民作诗和收集民歌、民谣、民间谚语、歇后语等蔚然成风。陕西安康那首“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民歌风靡全国；“孔老夫子算个啥，不会耕田扶犁把。农业大学他没上，不如公社张大妈”亦被视为上乘佳作。在此种氛围里，乾县师范紧跟形势，也不例外。我们六一届乙班当时就创作了好多“诗”，由余清泉、来彦威同学和我负责编印了2本油印本诗集。这里，不嫌丑陋，将我的“作品”抄录几首：

玉米塔

玉米塔，黄澄澄，疑似金子垒成峰。

双目难及金塔顶，责怪眼睛太无能。

摘棉花

茫茫棉田闪银光，活像白银铺地上。

摘棉姑娘云中飘，嫦娥下凡来帮忙。

炼钢铁

拴住月亮拉太阳，炉旁工人炼铁忙。

炼的铁水如江河，淹死美国野心狼。

现在看来，当时是多么地幼稚可笑！

乾县师范当时太注重政治了。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后，学校立即反起右倾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严秉直老师首当其冲。开始还在党内秘密举行，后来竟公开发动师生批判。

那时，学校的副校长、教导主任都是党外人士，学校的工作就由一位不学无术的领导班子成员在那里指手画脚，信口开河。

1960年上半年，斗争进一步升级。县委派来了一个工作组，进一步查前校长的问题，说是要肃清他的修正主义流毒，严查教师学生中的反动言行，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于是，背靠背的座谈会开个不断，教师的教案和批改的学生作业被翻个不停，发动师生检举揭发的积极分子会开个没完没了。一时间，乾县师范似乎成了一个“敌人”如麻的顽固堡垒，非攻破不可。

批判会接二连三，口号声此起彼伏，完全是5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到这年暑假，解放前就早已入党的校长严秉直老师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开除了党籍。40名教职员工中就有3 人被投入监狱（教语文课呱呱叫的刘骥初老师后来就死在监狱里），2人被开除了公职或团籍。学生被批判、被开除学籍的也有十余人之多。

由于我在勤工俭学活动中表现积极，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所以1960年4月出席了学校召开的群英会，还获得了“三丰收学生”奖励证书。奖励证书上写道：“马骏英同学思想学习劳动三丰收，评选为我校首次群英会全校同学中的红旗手。发此，以资奖励。乾县师范学校，一九六0年四月廿五日”。这个证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二

但是，这场政治风暴，几乎也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和不可捉摸。就在这一学期后期，我们班竟有同学举报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校方领导和工作组两名成员专门深入到班里调查了解。

事实情况是，我当时只有18岁，思想单纯，而同班同学都比我年龄大，其中还有比我大6、7岁的。当时好些同学已经结婚，好些已经有了孩子。我是长武籍（当时隶属大彬县）人，在班里是绝对少数。年龄最小，又是从贫穷山区县来的，这令某几个学生干部中的大同学心里一直不快，耿耿于怀。

我们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编造说一位礼泉籍（当时属大乾县）的王姓同学笔记本上写有他哥准备拿镰刀弩（杀的意思）他村党支部书记的话，是属于反党，要我向学校团委会反映并严肃处理。我要来了那个笔记本反复看了几遍，根本找不着他反映的那些话，也就不了了之。他不甘心，又反映到班主任老师那里。班主任问起，我说没有见到王姓同学笔记本上有那样的话，班主任愕然。但班主任是位党外人士，胆小怕事，在如此重大而又明显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面对那位处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团支部书记，却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那位团支部书记自然更加忌恨我，怨我没有站在他一边，同他一个鼻孔出气，因而一直搞串连，向我发难。

那位王姓同学眼见团支部书记有意诬陷他，怕惹来大祸，不得已于1960年下半年主动退学，中断了学业。此事在我脑子里留痕颇深。

1960年夏收忙假过后，那个团支部书记等几个人暗地里利用部分同学狭隘的地域观念加紧煽动倒我的活动。由于异口同声的人多了，工作组和校方也信以为真，认为我“有问题”。这年7月初，由学校团委会宣布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泄露团的机密”，给予撤销团内职务处分。

一永寿籍同学还检举我在宿舍里朗读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意在影射攻击社会主义。

学校团委会副书记找我谈话，核实情况。我如实禀告：陈子昂这个名字和诗名我没有听说过；这首诗印在什么书上我不知道；诗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是否念过，我不记得；至于影射攻击社会主义，我不懂它是什么意思，怎会就胡乱去影射攻击呢？大概由于找不到证据，对我的处分决定里未提及这个问题。

说来真是匪夷所思。那个处分决定上的用语尽是些大帽子，无一点事实可言。说我“泄露团的机密”依据的所谓事实是，班上一位屈姓同学申请入团，我在与他一次谈话中说过“经支委会（我也参加着）酝酿，你目前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还要继续努力。”这是我作为他的介绍人向他转达团支委会对他申请入团的意见，哪里是什么机密？！真是可笑至极。

受处分后，我曾经有多少个夜晚睡不着，不知道自已到底犯了什么错？也曾经委屈得一个人偷偷哭过，因为争强好胜的我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和蔑视。

在这场风波中，学校教导主任张居正老师、团委会书记刘志强老师还是为我说了许多公道话，但由于形势使然，他们的坚持也无力回天。不管怎样，我一直感念他们的正直与善良，认定他们的确是好人。刘志强老师后来几次到长武出差，我都热情接待。2005年以后，我还一直和张居正老师保持着书信、电话频繁联系。我主编的《咸阳诗词》报、《咸阳诗词作品选》和我的拙作，都及时给他寄去。他也多次来信来电，给了我热情的鼓励。

                    三

上乾师三年级时，牛步鳌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代文学课。牛老师那时还不到30岁，大学毕业时间不长。他为人忠厚，公道正派，教课特别是政论文教学颇受同学们欢迎。他对我这个刚刚受过团内处分的学生一点也不歧视和嫌弃。记得开学后不久，他带我们到罗家原学校农场种小麦时，我提了几点合理化建议，牛老师当场就予以表扬，说我们班的同学如果都能像马骏英同学一样关心班集体，我们的各项工作一定都会走在学校前面。我当时听了这段话，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因为这是牛老师对一位心灵受伤的同学的抚慰，也是对迷茫中的我的一种召唤，使人倍感亲切、温馨。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句话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难以忘怀。

我们这届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实行文理分科。我分在文史班，那个团支部书记分在数理班，这下，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但也是冤家路窄，在毕业实习时，却又碰到了一个学校——乾县花口小学。我主持的五年级语文课《奇迹的创造》这个组，共3个人，教案由我执笔写出，3人轮流试讲，得到班主任兼语文课任课老师牛步鳌的认可和赞扬。前两个同学的正式讲课均取得成功，获得满分。轮到我讲课时，听课的人特多，该校校长和该班语文任课的葛老师都给以高度评价。然而，那位团支部书记也别有用心地主动跑来听我的讲课，听后大发议论，说我讲写作方法占用了太多的时间，喧宾夺主，冲淡了内容，没有突出政治云云，要扣分数。还说该班那个葛姓老师（班主任）思想落后，与我臭味相投，云云。牛老师据理力争，那位团支部书记还说他不服，扬言不然就向乾师校长反映。牛老师无奈，只得给我的毕业实习分数打了个4分，给我做了些安慰工作作罢。此事也真难为他了。

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乾县师范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那时候，《毛泽东选集》难买极了。在大彬县县委工作的郭毅表兄给我买着寄来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我如获至宝。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投入到这个洪流中去。

我反复阅读毛主席原著，能熟背《实践论》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写了几十篇学习心得。由学校教导主任张居正老师亲笔起草的学校学期工作总结中用较大篇幅列举了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事例，我也倍受鼓舞。

大约在1962年12月，乾县师范学校党委给我当时所在的长武县文教卫生局来文，说对我1960年的所谓问题予以彻底平反，处分予以撤销，才揩去了泼在我身上的脏水，还了我一个清白。

但回忆起乾县师范3年的生活，心里仍感隐隐地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