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不能自己控制，志气却要靠自己撑起来。

——佚名

    每年的6月1日，乾县师范学校都会根据当地的农事季节，放半月忙假。1959年6月1日，我们进校后的第一个忙天，学校照例放假，然后组织学生到事先联系好的生产大队去帮助社员收麦。

学校学生多，联系的点也多，我们班分去的点是阳洪公社陆陌大队（当地人习惯将陆陌读为柳米）。

此时，因为公社化、食堂化、大炼钢铁等原因，市场上粮食已变得紧张，钱也眼见得贬值，镰价（收割小麦的工价）已经比往年上涨了好多。所以，这年学生帮生产队割麦不再是纯粹的无偿支援，而是会付给低于市场价格的报酬。记得当时市场上麦客割1亩麦5块钱，而我们割1亩麦生产队付给3块钱。实际上也等于是有组织的赶场。

我在家里从小就参加农业劳动，但庄稼活里的“霸王苦”——割麦这活却从来没有干过。

下去先一天，我跟几个老乡同学一起上街买了镰刀，刀刃请街上的磨刀师傅进行了打磨。第二天，只带了镰刀和简单的洗漱用具就同大家一块步行出发了。

陆陌村离县城大约10多华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这年的小麦长势很好，枝杆粗壮，麦穗沉甸甸的，有的田块还发生了倒伏，一派丰收景象。为了提高工效，生产队把我们每五、六个人编为一个组，在一块地里割。

我所在的这个组6个人，全是长武籍同学。割麦就像田径场上赛跑，大家都争着提早搭镰。我因为没有割过麦，所以只能断后。等到我搭了镰，最先搭镰的同学已经前进了好远一节。

由于是第一次，拿镰的要领十分生疏，镰刀似乎不大听使唤，割麦的动作也十分别扭。人家一镰下去至少努两行麦，有的还能努3行，而我一镰往往割不下两行。人家把割下的麦左手一揽，右手拿镰一钩，两腿向前一挪，轻轻松松就前进了，动作十分自如，甚至称得上潇洒。而我不管是左手揽麦，还是右手拿镰钩麦都显得十分笨拙，割下的麦子也似乎十分沉重，往前每挪一步都显得艰难。割了不到20米，早已汗流浃背，脸上的汗像断线珠似的直往下掉。眼见得离我最近的同学距我越来越远，拉下一大截，离搭头镰的同学已拉下了半趟。我心里越发着急，越急越挪不到前头，越加手忙脚乱。

好不容易割到地中间，搭头镰的同学第二趟又赶了上来，我只得让他超越。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都陆续第二趟超越了我。生产队给我们领地的大叔笑着说：这个小马看来以前没干过这活。

乾县地处陕西中部，与白居易曾任县尉的周至县同属关中道，夏季特别炎热。白居易在《观刈麦》一诗中写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同样是乾县夏收时的真实写照。脚下热气蒸着，头顶火辣辣的太阳晒着，没有一丝凉风吹过，真好象进了蒸笼一样难受。两条腿在地上蹲着，不时就想站起来往前看。一看，再看，总是离地头还远着呢！半天不到，已累得腰酸背痛。一天下来，经过计算，我割了1.05亩，比同组的同学恰好差了一半。此时，我才真正尝到了“霸王苦”的滋味，也体会到了《观刈麦》一诗写得是何等的深刻！以往还以为割麦和我在家里干的那些辅助性农活辛苦程度差不多，这时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对着镜子一看，脸黑了许多，脸和眼泡已经肿胀，胳膊和腿已显得强直，不听使唤，似乎再难以坚持下去。有同学劝我实在受不了就不要勉强。但我想，不受这个苦，就永远学不会割麦。再说，别的同学能坚持，我难道就不能坚持，还要当“逃兵”？“上帝痛恨半途而废的人。”（赛缪尔·费森登语）于是，我抱定一个信心：哪怕是顶碌碡也要顶下去，再苦再累都要坚持住。这样，在陆陌村5天的割麦，我一直坚持到最后。自然，后来的几天和第一天比较起来，感觉一天强似一天。脸上的肿胀也稍稍有所消退。

1960年，我国进入了3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这年夏收，我们仍然由学校组织到附近的阳洪公社“赶场”，帮社员收麦。尽管社员群众那时生活已很苦，但对下“霸王苦”的麦客还是比较照顾，顿顿白蒸馍，早晚有大麦仁拌汤或包谷糁稀饭，中午有凉干面，尽饱着吃。所以我们觉得尽管干活很苦，但还能混个肚儿圆，又能挣点学费。

1960年下半年，学校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的号召，在乾县西北的罗家原村和西边的石牛村办起了两处农场。经过垦荒，当年就种上了小麦。1961年的夏收忙假时，学校组织学生先集中在校办农场收割碾打。结束后，忙假还有六、七天时间，原乾县、礼泉、永寿籍的同学都各自回家忙活自家的去了，留下我们这些留守生（长武、旬邑籍的同学）又结队出去赶场。

此时，原乾县地界的小麦已大部分收完，于是，我们乘车赶到了原永寿县（当时叫监军公社）麦客市场。当天受雇在城边的美井（当地人读为木井）大队割麦。

经过两个多忙假的锻炼，我割麦的技术和能力已渐渐和几个同乡同学缩小了距离，一般情况下，工作量能达到他们的七、八成，不再是他们的拖累。当然，每天计算劳动报酬，我都坚持按劳取酬，自己不占同学一分钱便宜。这次割麦子割到第五天，集中在一块大片地里割，畛子很长，麦也长得不太壮实，我似乎像有神助一般，虽然搭镰仍在最后，但一趟又一趟，一趟也没有落下。到割完收场时，生产队负责人用腿一步地，算出每人平均3.05亩。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觉自己放了“卫星”，创造了“奇迹”，高兴得想跳起来。虽然走起路一跛一跛的，浑身上下都不舒服，但心里却美滋滋的。

美井大队当时对麦客管饭实行的是定量制度。我记得一个人一天3斤面，吃不完的归麦客个人。5天下来，剩余的馒头，我装了整整一布袋。乘车回校时，随身带的除了镰刀和毛巾，还掂着一布袋馒头。真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

法国科学家柏斯卡尔说过：“别把劳动认为只是耕耘物质收获的原野，它是同时开拓我们心灵原野的尊贵锄头。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藉劳动加强我们的身心，除尽蔓延在我们心田的各种邪恶野草。然后，把幸福和喜悦的种子撒在此地，四季繁茂，以至开花。”通过辛苦劳动，才对这段话有了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