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求学历程--中西部法制官网普法门户网站-www.zxbfzttv.com

当时，长武县城有两个完全小学：一小和二小，二小较一小名气更大。按照家里两位老人和几个哥哥的意见，就报考这两个学校中的一个，这样，家里人借跟集上县还能照看，托别人捎点馍或捎点别的东西也都方便。但我们同班6个同学却有我们的想法：上届同村3个校友都报考了洪家完小，我们考这个学校，去了还有熟人，而长武县城的一小和二小，则没有一个熟人，去了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不好呆。再者，听说一、二小上学，还要穿统一的校服（实际为误传），家里哪拿得起钱！正在这节骨眼上，那3个上届校友也回来苦口婆心地向我们游说，历数上洪家完小的诸多好处，动员我们“加盟”。同学总是最重伙伴。于是，权衡再三，我没有采纳家里人的意见，毅然和其他5个同学决定同去报考距家也是10里地、但不顺路的乡村完小——洪家小学。

报考很顺利，我们6个人同时都被录取了。这样，我们去洪家完小上学一次就有9个人为伍，可谓浩浩荡荡。

暑期，父母着二哥千方百计在县城裁缝铺给我置了一件制服上衣（中山服），算是对我的武装和包装。第一次试着穿上制服，对着镜子，自己感到新奇，神气，一下有了学生味，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开学时，母亲为我准备了1个被子，一个褥子，一个小枕头。书籍、笔墨纸砚和换洗衣服又足足装了一个大布袋，连同被褥、枕头一齐捆成一个行李卷。嫂子们给我烙了3块锅盔馍，足够一个星期吃的。

开学那天，父亲坚持要送我去学校，我这个犟脾气，说什么也不愿意。我心里想：别的同学都是自己一个人背行李上路，我再好意思让家里老人替我拿呢？而且觉得上完小了，还要家里人送，对我好像是一种耻辱。这样，我肩上背着沉重的铺盖卷，手里提着用白包袱布包着的3块锅盔就跟着其他8位同学一块上路了。尽管中途歇了几次，尽管我被累得汗流浃背，还是按时赶到学校报了名。

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佩服自己：一个铺盖卷加上3块锅盔馍足有30多斤重，1个11岁的娃竟背着走了10里路，真够棒的。说是其他同学也这样，但同级的其他5个人，年龄最小的也比我大3岁，最大的要大6 岁呀！今天的孩子金贵，我的儿子今年已40多了，要他背上30多斤重的东西连续走10里路，恐怕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报到后，我被分到五年级乙班。4个学期，依次为班上的生活委员——学习委员——副班长——班长。

洪家完小上学期间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开水泡馍的生活。为了我的伙食，周日，母亲偶尔给我用小罐头瓶盛点家里腌制的芹菜、红白萝卜，偶尔也把青红辣椒切碎，用油泼一下，让我去后夹在馍里吃。家里的日子并不宽裕，能做到这样，我已经很知足了。但糟糕的是，我们一次要拿一个礼拜的馍，夏季，每到礼拜三以后，馍就开始慢慢变味，随后就出现霉点。为了制止霉点蔓延，我们常常把馍取出放在窗台上或太阳下暴晒，但收效似乎甚微，到后期，那些霉点后面几乎扯丝。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只能在锅里熘一熘，硬着头皮吃下去。

二

1955年夏季，我和同村的两个同学考入了长武中学。加上新迁来我村的一位同学，这样，我们上学的伙伴只剩了4位。

这一年，我家发生了重大变故。正在灵台县粮食局工作的二哥蒙冤被解除了公职。这不仅是二哥一生中的厄运，对于我们这个22口人的家庭也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父亲和大哥、三哥都在家种庄稼，无其他经济来源。二哥工作时月工资38元，每月都会准时交给父母20元，供家里支使，家中还算活便。这下，家里每月的货币收入成零，这油盐酱醋，衣服鞋袜，拿啥去买？人情门户，头疼冷热，靠啥打发？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一次提了100个鸡蛋，装了满满一大篮子，仅仅换回两块钱，我当时心疼得几乎蹦出来，深感钱这东西来得太不容易了！

长武中学始创于1941年（民国三十年）7月，系利用原文庙巷高级小学旧址扩建而成。学校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的“长武县立初级中学”校牌。院内有醒目的“尊师重道”的勒石，有几搂大的柏树，不多的教室排列却十分整齐，错落有致，学校环境显得幽雅静穆，舒适宜人。当时的校长是长武县颇有名望的鱼澄如先生（党外民主人士），文静儒雅，满腹经纶。副校长是曾任过长武四区区长的屈忠老师，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且善良和蔼，认真负责。两位校长工作配合十分默契，20多名教职员工也都十分敬业。对这样的学校，我打心眼里感到非常满意。两年后，鱼澄如校长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屈忠被提为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1968年。屈忠校长为长武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长武的干部群众至今还怀念他。1990年，他在原籍乾县逝世，我还从礼泉县委专程赶往他的老家吊唁。

我们这级新生已是长武中学第15次招生。我们五五年进校，五八年毕业。这次共招收了两个班（120名学生），加上五六届3个班，五七届2个班，全校共7个班。3个年级都有女同学，我们这个年级就有10位，全部集中在我们五八届甲班，大家相处得都十分融洽。

长武中学开学不久，五六届王存海同学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我和同年级鱼治河同学被选为副大队长。学校给少先队大队部安排有1间办公室，辅导员兰宗文老师让王存海和我住在大队部，好方便工作。驻在大队部，住宿条件比挤大通铺自然优越得多，但也给我带来了新的尴尬：学校要求所有学生都要有单独的洗脸盆，说是为了防止沙眼等疾病传染。王存海家是县城的老户，家道殷实，拿来了一个方铜脸盆，而我只用5分钱买了个小瓦盆。一个大模大样，明光闪闪，一个小里小气，黑不溜秋。平日里大队委员和中队长们来大队部开会，早上我一人端两个脸盆去打洗脸水，对比鲜明，总有人挤眉弄眼，指指戳戳，简直让我有点无地自容。

一学期后，王存海因要准备报考高中，提出不再担任少先队大队长，这一职务学校领导确定由我接替，担任了3个学期。接着，又担任了两学期学生会主席。

长武中学学生灶分两种:一种为全灶，每人每月交50斤面粉，3块钱，可以顿顿吃热馍、热面条，顿顿有炒菜或烩菜；一种称半灶（另设），每人每月交5分钱，只给统一熘馍，提供开水。我的家庭困难，所以，只能继续着开水泡馍的生活，自然也要在每周的下半周吃那变味或霉变的馍。

1957年上半年在县广播站参观后，我萌发了给其和县报社投稿的想法。这年暑假，我陆续将反映我们马寨村农业社情况的稿件寄出，都先后被采用。这年阴历6月父亲病逝。父亲奠仪那天，恰好邮递员送来县广播站8毛钱的一张稿费汇款单，亲戚朋友一时你传我，我传他，都对我这个15岁的小学生投来赞许的目光。这个暑假，我共收到5块钱稿费，恰好够我开学报名的学费、书本费和作业本费。

1958年年初，家庭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几个哥哥和母亲琢磨着还是分开过日子吧。经过协商，我们弟兄4个一分为四，母亲由三哥奉养（因为三嫂最为老实憨厚）。由于我当时年龄尚小，仍与母亲和三哥三嫂一起生活。这个家分得实在太明智、太及时了，不然在随后的3年低标准时期非饿死人不可。

这年春上，长武中学搞基建，盖土木结构的教室。我和我们班的赵如岚同学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向主管基建的老师请缨，利用课余时间，给学校打盖教室的胡基（土坯）。如岚长我4岁，个头比较高，在家里干过这个活，所以提锤子，当上手；我个头低，根本没干过这活，拉下手，供土。

这时，长武农村老百姓吃粮都很困难。如岚的家境比我更糟，所以两个人都吃不饱肚子，但还要硬撑着干。学校规定每交一块土坯给1分钱，这学期我俩共打了大约5000块。50元的劳动报酬四六分成，我得到了大约20元，以补贴买书、买文具和做毕业准备。

打胡基也是霸王苦，干活时脚手几乎没有稍停的时候。汗流浃背，手上打泡，自是司空见惯。我看如岚一晌干到最后也已精疲力尽，往起搬胡基时十分吃力。我更感到浑身酸痛，吃不消。但两人还得咬着牙坚持。一则怕半途而废被同学们耻笑，二则那点报酬对我们也实在太有诱惑力了。记得一次下雨，我俩心急火燎地往城墙根的窑洞里挪胡基（最怕雨淋），最后双双淋成落汤鸡。

1958年初中毕业，我又面临着新的抉择：长武中学要设一班戴帽高中，这是长武历史上第一个高中班，校方自然高度重视，我们的班主任曹生存老师已被提前确定担任高中班班主任，代语文课；县人委文教科向乾县师范保送28名优秀学生，为长武培训师资力量；甘肃武威畜牧兽医学校（设在黄羊镇）在陕西的长武、旬邑两县定向招生。其他中专学校当年招生的名额听说也很多，但县上不对外公布，首先必须保证完成上述3个学校的计划招生任务。

曹生存老师一直视我为得意门生，首先动员我上高中。至于家庭经济困难，许诺可以享受最高标准的助学金（每月大约4-5元）。接着又让与我同村的马超凡老师找我做同样的动员谈话。曹、马两位老师都是长武教育界的精英，我对他们素怀景仰之心。两位老师的拳拳之心，殷殷爱意，我十分感激。我深知，上高中，考大学，虽然是我的梦想，但我的家庭经济状况当时已看不到一丁点儿好转的曙光；就算是凭助学金勉勉强强上完高中，指望老实巴交的三哥绝对没有能力供我去上大学。我诚恳地向曹、马二位恩师阐明了不能上高中的理由，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于是，我坚定地选择了上乾县师范学校。

后来，凡上乾县师范和武威畜牧兽医学校的同学毕业后都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上高中的同学，遇上个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大量压缩招生人数，全班只有7人考上了大学，其他的都名落孙山。这中间，有的同学考试成绩我想绝对是好的，他们或因出身地主、富农家庭，或因社会关系有“重大问题”，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审阶段自然就被“一票否决”了，想来实在可惜，也实在不公平。但现实就是这样，谁又能奈其何！当然，这些上高中的同学毕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文化基础，有的也有所专长，后来不少人进入了教师队伍。

三

上乾县师范时每个学生每月有15元的生活补贴，其中12元以饭票形式发放，另3元由校方掌握，作为学生集体福利（如医治小伤小病，包戏包电影，极个别同学的特殊困难补助，等等）。即使如此，每学期来校或返家的路费，买书和笔墨纸砚的开销等等，总得50元左右，家里也很难拿得出，常常成为我的一大思想负担。为此，家里贱卖了父亲留下、分给我的一件羔羊皮袄，卖得50元，只够一学期的零星开销。

我的初中同班同学武志和毕业后没有再上学，经曹生存老师推荐，在枣元乡的一个初小当了教师。志和毕业前，曹老师也曾表示能推荐他上乾县师范，怎奈他是个独生子，父母年事已高，家里又在深沟吃水，难以再离家求学。于是，只能出此下策。志和上学时和我关系就好，工作后书信来往不断。他了解到我的困难情况后，每月从他那18元的工资（转正后定为22.5元）中抠出2元钱给我寄来，才解了我的困。3年下来，志和先后共寄给我36元。我深知，这36元凝聚着他的一片赤诚和深情，真是雪中送炭啊！这36元抠得真不容易！参加工作后，我也及时还给了他，但他这种救人危难于水火的品质我却终生难忘。

志和一生在枣元乡的十几个初小辗转，但几十年里，我俩一直来往着，始终一贯地保持着昔日的友谊。

我还为他写了一首七律，以表达对他的感悟和感谢：

赠武志和同学

虽系山村孩子王，心灵纯朴有阳光。

恩师麾下心肠热，学友胸中情谊长。

明晓自家缸少米，先急朋辈袋无粮。

大德厚意常相忆，滴水涌泉应报偿。

乾师上学期间，最难的当属来回乘车买票了。记得1961年暑假毕业后回长武，先在乾县车站等了整整2天，后又坐车到永寿车站等，仍等不上，又折回乾县。等到第4天，才坐上了甘肃平凉交通局的一辆敞篷车回到长武。

那时，长武与西安、咸阳每天只有一辆班车对开，票难买极了。乾县回长武，属过路车，有位子则卖票，无位子则闭门谢客。长武去乾县，算半途车，先尽西安、咸阳卖，剩下位子再说。况且，一张票3.05元，对于穷学生来说，也实在太贵了。因此，我们常常耐着性子等那些过路的敞篷解放车，那只能听天由命、撞当当了。记得1960年下半年开学，我就在长武县城呆了3天，才凭张裕民同学的熟人买上了1张敞篷车的票去的乾县。

因为是“卖方市场”，司机的态度自然够恶劣的了。喝一声五，唤一声六，随意训斥乘客，则是家常便饭。一次我要买去乾县的票，那个穿着脏兮兮的司机瞪着眼厉声说，最近也要买到咸阳，无奈，我说可以。他给我撕下1张票，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上“先羊（咸阳）”二字。至此，我对他们的蛮横和仗票欺人也就理解了。

张裕民同学和我关系很好，本来也是和我一块去上的乾县师范，只上了1学期，因家庭有特殊困难退学了。接着在当时的长武公社一个小化工厂谋了个小会计的差事。我1960年8月下旬这次买不上去乾县的车票，就一直吃住在他那里。那时，他的工资微薄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和我一见如故，整整3天时间，他招呼我吃喝住宿，一点不嫌麻烦。我感念他为人厚道，几十年里，也一直视为知己，和他来往着，书信未断，交情未断。

在上学期间，还有一位与我特别要好的同学——曹昌学。昌学长我1岁，是洪家镇姜曹村人，上完小、初中、中师和我一直在一个班。我俩性格相似，志趣相投，爱好相近。在上洪家完小时，还共同完成了一件劳作品——钟表，在学校展出后被师生们赞扬不已。在乾县师范，他只上了1学期，1959年年初因身体有病休学了。次年，他到新疆石河子上了卫校，毕业后分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医院药房工作（乌鲁木齐七道弯）。我俩一直鸿雁传书，保持着往日的友谊。1967年秋冬，我到新疆出差，期间因两派武斗，铁路临时停运，为了等车，还在他那里住了整整一个礼拜。1972年，同事郭新法、赵福礼到新疆外调，他还给我的大女儿捎回一件特别漂亮的连衣裙。结果，大女儿穿了二女儿穿，后来又传给外孙女扬扬，至今还在。1974年秋，昌学偕夫人、孩子回长武老家，亦来我家看望。两家人在一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只觉得时快天短。分别时，合影留念，至今我仍珍藏着。昌学于1979年患上了肝病（家族遗传），还曾远赴北京诊治，亦未能奏效。可惜一个才华出众的医药人才38岁就英年早逝，真令人扼腕叹息，悲痛不已。1980年夏季，他的骨灰在老家安放时，我因在外，着妻子秀贤代表我们参加了葬礼。

写到这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随即写出一首诗：

缅怀曹昌学学友

有缘数载共同窗，化雨春风沁满腔。

冰雪边疆隔万里，热情鸿雁递千张。

英年驾鹤相思苦，七秩著文清泪长。

西去东回难忘记，一张合影伴韶光。

这首诗发表在2011年陕西《秦风》诗刊第5期上。

张自强同学是个书法家，高致和同学是个农村医生，每年除夕，我们都会互通电话，互道问候，恭贺新春。由于他俩家都在县城，我们亦常有见面的机会。

鱼长有同学家在乡下，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终生务农，经济清贫自不待说。但不管我是在长武工作，还是在咸阳工作，我俩见面都是一见如故。2002年的同学聚会，他比谁都积极热情。年逾古稀，每年总要打来几次电话问候，或约在长武县城相见。我曾有诗赠他：

赠鱼长有同学

一团烈火点胸中，清澈心灵见底明。

人比弟兄相勉励，志同钢铁共峥嵘。

别离半纪未陌路，聚会白头难了情。

总是世间真意有，谁说尽是假虚空？

段新民是长武中学初五九届甲班的同学，虽比我低一级，但和我同在学校担任过少先队的正副大队长，所以彼此熟悉。初中毕业后，我学的是教育，他学的是林业，但参加工作后，又都在县级机关供职，所以常来常往。新民党性强，人缘好，工作一丝不苟，在公社副主任、党委书记和县委办公室主任任上都干得很出色。后被组织提拔先后担任旬邑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新民的爱人原在县印刷厂工作，两口子都忙于上班，3个孩子无人经管。1973年夏季，正当他俩抓灰扬火、不可开交之际，我的一位堂嫂（时年已61岁）因家庭变故日子过不下去。于是，我介绍这位堂嫂去帮助他们。堂嫂精明强干，针线茶饭都非常出众。不长时间，帮新民两口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新民两口亦对她敬爱有加，俨然若自己的母亲。3个孩子更是奶长、奶短叫个不停，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一直持续到1984年，整整11年时间。临了，新民两口为老人置办了棺木、寿衣，安葬时，他两口和孩子穿白戴孝，体体面面地送走了老人。这件事，一时在我们那个大村队传为美谈。我也从中进一步看到了新民夫妇身上那种宽厚、宽容的传统美德。这种闪烁着光芒的品行，亦为我处人处事提供了借鉴。

四

乾县师范的学生灶起初还算可以，至少一般能吃饱。但到1960年下半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出现了严重问题，这一点，很快就反映到学校里来，反映到我们身上。学校根据上级政策，将原乾县、礼泉、永寿3县（此时统属大乾县）同学的粮户关系一律转至其家庭所在大队，学生灶上由县粮食部门供应的粮油只剩下原长武、旬邑2县（此时统属大彬县）同学的，约800人的大灶，粮食部门供应人数锐减到30几人，而且食盐也按粮本供应。这下，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灾难”：我们每月30斤面的标准由于作为临时工的炊事员和几百名同学的挂牵大打折扣，根本不可能吃够；市场菜价的上涨（1元钱只能买3斤白萝卜），使饭菜质量急剧下降；吃没盐的菜，几乎司空见惯。菜多为野菜，由于炊事员粗制滥造，有的同学在菜碗里竟拣出了鸟粪。

紧张的经济状况使人际间关系骤然紧张。舀饭不再由同学自己，而改为由炊事员舀。一邱姓炊事员给同学舀的饭菜量最少，由他舀饭的队列常常半途而散，他也只得在锅沿上掸几下勺子“收兵回营”。

吃饭，保命，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武东海同学（长武籍）因营养不良，面部居然肿得睁不开眼睛，嘴也肿得说不成话。多亏及时送医院抢救，不然则酿成大祸。鉴于此种情况，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停止了早操和体育课，停止了大部分勤工俭学活动，意在保证不要死一个人。

在这场灾祸中，我由于原来的身体素质还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我们为了填饱肚子，曾经多次跑到田野里挑野菜，也曾经趁着夜色到乾县的新阳公社农村给学校买萝卜（白天不允许），自己也混着吃几个。也曾经拿饭票换几斤面，请学校门口的老大娘给烙几块死面饼解馋。真是饱尝了饿肚子的滋味。毕业回长武那天，学校给带的12个蒸馍不到一天就吃完了。

1960年年底的寒假，我和邻村同班同学郭全胜主动请缨留校为学校喂猪，不回老家了。我当时主要考虑家里已无隔夜之粮，来回折腾，既要白白花路费，又要增加母亲和哥嫂的负担。不久，郭全胜家里传来他父亲病逝的噩耗，他又只得回家料理丧事，这样，只剩下我和看门的炊事员在学校坚守。除夕和初一，孤寂的我想念年迈的母亲几乎能想疯，彻夜难眠，但又有何法！

乾县师范这段日子终于熬出了头。但有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所以几十年来我一直憎恶浪费，注意节约，并且身体力行。尽管现在生活好了，但也绝不会随意浪费糟踏粮食和其它东西。这大概就是从苦难中得到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