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文革”中--中西部法制官网普法门户网站-www.zxbfzttv.com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们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总是绷得紧紧的。集训会上，发现一些教师有历史问题（绝大多数过去都做过结论），一些教师有作风问题，一些学校领导有“阶级路线”问题等。面对这些情况，领导上的主导思想变成了有什么问题就抓什么问题的“一锅端”。既“反右”，又“肃反”，又“反坏”。那时候，社会气氛使然，人们似乎狂热。所以，集训会一开始，检举、揭发不断，大小会批判不断，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的无事实可揭发，便抓住同事平日里一句两句牢骚话或开玩笑的话借题发挥，有的抓住同事教案、笔记本上的笔误硬性上纲上线，说是“污蔑大好形势”、“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等等，搞得人人自危。

会上，上级有的文件不给一些“内控”对象（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传达。一位教师一次因未能听传达文件，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悄悄溜回家自杀身亡，在教师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恐慌。

领导小组中有的人头脑更热，也从感情出发，夹杂着个人的私心杂念在处理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师（有些历史问题，过去已做过结论）在教案中写有“无产阶级种资产阶级……”一段话，被同事揭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将“和”字误写成了“种”字，纯属笔下之误。但领导小组在研究对这位老教师的处理时，有2位领导执意要将其“开除公职”，并且语气显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我当时无发言权，但感到十分蹊跷，不可理解。后来才知道这位老教师的女婿曾为县委组织部人事干部，以往在干部使用上“得罪”了他们，如今找到了发泄的茬口。当得知这个情况后，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也感到一阵悲凉。

当年8月底，由于开学在即，教师集训会不得不暂告结束。但结束时，领导小组一下子宣布开除了好些教师，在小小的长武县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集训会结束时，还有一些教师的问题当时认为没有完全弄清楚。县委又决定由县文教卫生局那位副局长主持，集中在县委党校（地址在洪家公社所在地）搞留训，继续进行审查。大约持续到10月底。

“文化大革命”本身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而县里举办的教师集训会更是乱上加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也大大伤了教师队伍的元气。而我作为当时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也感到惶惑和不安。

教师集训会之前，县文教卫生局原局长高显瑞的历史问题经咸阳地委内清领导小组批准已经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会议期间，已近狂热的教师强烈要求对其进行批判。对于他的历史问题，在内清办公室前面几位同志之后，我也曾参与过内查外调，情况是清楚的。解放前一次没有结果的去彬县“找工作”，却给他带来了厄运。省公安厅保存的档案里彬县军统组织人员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极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因他去找过工作知道了他的名字而向上虚报了空名，以冒领空饷。未发现他填过什么表，履行过什么手续，领取过什么任务或有什么活动，顶多只能算是有这么一节需要向组织说明的问题。我和一同事曾几次去省公安厅某处，笔问在这里被关押的原彬县军统特务组织头目蔺某某（周至县人）是否知道有高显瑞其人，他的笔答非常肯定：绝无此人。这个组织的经办人员杨某某（长武籍人）所写的证明，也和高显瑞说的情况完全一致。但在极左路线肆虐下，有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当我们还在外地继续外调时，县委内清办公室就报请县委通过，并向地委内清领导小组上报了关于高显瑞历史问题的结论意见，并且能很快得到上级的批准，我感到异常吃惊！

批判高显瑞的大会前，集训会领导认为我在文教卫生局工作了几年，知道许多情况，撺掇我一定要发言，争取“主动”。出于形势所迫，我只能满口应承。我在批判发言中有意回避了他的历史问题（因为我从思想上根本没有认同），着重批判了他工作和用人上的一些问题。当时，由于处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因此，在批判发言中，对于在他任局长期间4位有一些问题，但受到提拔、重用或奖励的教师，点了其名，从而使这些同志的名誉和心灵受到伤害。事后想起来则愧疚不已。如今，这几位老师大都已经过世，在这里，我也向他们的灵魂表示忏悔。

1967年元旦过后，受外地来长武串连学生的影响，造反风潮席卷长武，造反活动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权派戴高帽游街已司空见惯。更为别致的是，县检察院原检察长刘某某被勒令一个人戴上高帽，敲着小锣，去街上游街示众，并边走边吆喝，表示“低头认罪”。

在这种情况下，1966年暑期的教师集训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文教系统造反的最大目标。很快，教师集训会被翻了个过儿，形成的材料全部集中焚毁，受处分的教师全部回到原工作单位，代理教师全部被辞退。

教师集训会领导小组中的某些主要成员，他们本来就“左”得出奇，在集训会期间，大权在握，滥施淫威，似乎不可一世，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更不容小干事们插嘴。此时，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除了表面接受造反教师的批判外，暗地里串通造反派的领头人物，上推下卸，把责任主要往文教卫生局那位副局长身上推，被一些教师称之为“独夫民贼”。一两个本来就对我们有成见的同志更是借机煨火，泄私愤，把怒火往李平印（文教局原人事干事，刚提拔调走时间不长）和我及张镇藩身上引，特别是给我和张镇藩无端地“中恶”。一些受了冲击、处分而又不明真相的教师信以为真，似乎把怨气一股脑儿都想往我们身上撒。一时间，我们几个人似乎“罪”不容赦，这才有了我和张镇藩两个一般干部也跟着当权派们打上白旗游街的特例（李平印此时已任公社社长，亦算个当权派）。在教师集训会和会后的留训期间，我和张镇藩（文教局教研室干部）仅仅只修改过一些教师的单行材料（原始材料均由5个班各自整理上报）。在全县教师造集训会反的时候，集训会领导小组成员和各班班长（均系县级领导和部局级中层领导）被造反派拉上游街，按当时情况，自在情理之中；我和张镇藩也被迫打着白旗跟上游街，却让人想不通。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教师集训会挂帅的最高领导人——县委那位副书记和宣传部那位副部长、县监委那位副书记却似乎什么事都没有，而且被拥戴为“革命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感到愤愤不平，心里也很委屈。后来有同志劝慰说，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真相自会显现。自己反过来也想，造反洪流其势汹汹，多少无辜的人都被裹挟进去了，比比那些无辜受批判、受处分的教师所受的冲击和伤害，心里也就平静了许多。自己暗暗在想，这也算是经了一次风雨，见了一次世面，做了一次革命的对象，过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关。

几年后的一个暑期，在长武中学举办的教师学习会上，集中猛批1966年的教师集训会，“砸烂”、“打倒”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全城几乎都能听得到。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的是，这时以极为公正的态度主持批判教师集训会的，却正是当年教师集训会的始作俑者之一。岂非咄咄怪事！说来也真够滑稽的。

参加群众组织

1966年12月底，受到去外地串连影响，长武县城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成立群众组织，当时叫“战斗队”。光县人委机关就成立了3个。很快，一个由一位中层当权派承头的，被中学学生“捣毁”；一个因内部无人愿意领头，几天后自动解散（开始，我的名字就在这个组织里头）；最后，只剩下一个叫“某某某”的组织。

那时，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整天在耳边回荡，不参加群众组织，个人觉得就好像游离在“文化大革命”之外。我和局里的王超然同志经过商量，口头向“某某某”组织提出了申请。

过了几天，“某某某”组织负责外联工作的某某某对我俩说，经会议研究，你俩的条件目前尚不成熟，还需考验一段时间。我因参加过教师集训会的工作，老王因社会关系还有点问题，等等。

听到这些话，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油然而生。共产党的组织审查我都通过了，而群众组织却将我拒之门外。如今时兴造反了，非党员竟然“审查”“考验”起我这个党员来了，真是世事翻了过儿，完全颠倒了。我当时暗暗下了决心：宁可犯个“不关心国家大事”的错误，也绝不参加“某某某”组织了。这样，我从1967年元月初开始，逍遥了一段时间，也自在了一段时间。每天在文教卫生局办公室和王超然同志，处理一下日常性工作，看看报纸，打发着日月。

春节过后，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按部门抽调干部下乡，我踊跃报了名，被分配在城关公社大东庄大队抓春耕生产。大东庄大队共3个生产队，居住却很分散，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在3个生产队之间奔波，上至贾家嘴，下至柳树嘴，督促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不要受县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要不违农时，抓好备耕和春播。同时，也和社员一起，参加集体劳动。由于该大队离县城不很远，社员生活普遍困难，派饭不容易，所以，征得大队党支部书记贾浩娃和大队长李仁兴同意，我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只在队里吃一顿派饭，早晚都在机关吃饭。但从未耽误队里的工作。

在大东庄三队（柳树嘴）期间，一天，我亲眼见到了一户母子二人共住1孔黑糊糊的小土窑洞，土炕上只有半截破席、1个破被子和20多岁的儿子根本无力娶媳妇的极度窘困状况，心灵受到强烈刺激，身上一阵震颤，不寒而栗。想不到农村有这么困难的人家！比起这户人家来，我们的情况不知好到那儿去了。这天中午，我就在这户人家和母子二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其饭菜质量的低下，炊具和碗筷的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4月底，县委内清办公室负责内部办公的陈万邦同志通知说，室里不断有接待外调等任务，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经向县人武部领导汇报，同意让我回机关工作。这样，我结束了在大东庄的驻队工作。在这里，前后大体呆了近3个月时间。

“五一”一过，在县委内清办公室上班后，我参加了县委机关的一个群众组织，虽未做什么工作，当时感觉总算是初步结束了与“文化大革命”的完全游离状态。王超然同志一直没有参加什么群众组织。

“五·五”事件

上班后，陈万邦同志说，县委有个清理“五·一六”以后形成的文件办公室（简称清理“文革”文件办公室），咱也主动清理一下，如果有，应当及时交出去。我俩共同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份教师集训会开始不久，会上初步掌握“有问题”的教师名单和主要问题摘要，总共只有16K纸的1页半。此事是内清办公室领导要我根据教师集训会领导小组初步掌握的情况向其汇报，由陈万邦同志记录形成的，保管在老陈的文件柜里。

清理“文革”文件办公室负责人此时为县委监委那位副书记（教师集训会领导小组主要成员）。5月5日上午，我和陈万邦同志去这个办公室交那1页半的材料。去时，教师集训会领导小组另一个主要成员、县委宣传部那位副部长也在这里。副书记看了材料后，与副部长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这材料不属于“黑材料”，你们仍保存着。我俩就拿回来了。

这时，县上的群众组织已公开分成两派，绝大多数中层“当权派”和少数县级“当权派”也已公开站队或有了明显倾向。他俩也不例外。

下午，我和陈万邦同志刚上班，就听到机关院内人声鼎沸，锣鼓喧天，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出门一看，原来是长武中学数百名造反学生推搡着县上最大的“当权派”——县委书记王俊玉向内清办公室走来。接着，学生们大声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内清办公室立即把黑材料交出来！”“揪出黑材料的藏匿者！”、“谁藏匿黑材料绝没有好下场！” 王俊玉书记此时可能已被批斗了好长时间，显得十分疲惫。看来他已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哭丧着个脸，既像是发所谓的指示，又像是哀求我和陈万邦：“把材料交给红卫兵小将吧！”

此时，我的脑子忽地反应过来，原来这是那位副书记和那位副部长向当时狂热的学生告了密，他俩站队亦站在这些学生一边，妄图整倒我，造反学生就是冲着我而来的。明白了这一点，我反倒异常镇定起来。我大声向学生声明：经县委处理“文革”文件办公室领导鉴定，内清办公室送去的不属于黑材料。因此，这里没有什么黑材料！造反学生仍不依不饶，口号声、口哨声、奚落声，此起彼伏，锣鼓敲得更响。县委书记继续向我们“哀求”：“还是给学生吧！”但我脑子里明白，如果交出什么材料，已经“落水”的大“当权派”自己倒是解脱了，而“黑材料”的“藏匿者”则大祸临头了。那时候，要是沾上这个事，可是罪恶滔天，真不知道会招来多大祸患。于是，我毫不让步，不卑不亢，仍大声重复着刚才的回答。造反学生一看无可奈何，在僵持1个多小时后，慢慢偃旗息鼓，逐渐退去。心怀叵测的人的算计没有得逞，我也避免了一场灾难，化险为夷。如果那天我犯糊涂，听大“当权派”的话，交出那1页半材料，我立马会成为众矢之的，不知会被整成什么样子，至今想起这件事，仍感到后怕。

5月底，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又抽调我到彭公公社抓“三夏”工作，担任工作队副队长，又一次驻在一个大村队——马坊大队（1965年，我曾在该队蹲点半年），随后下来驻这个队的还有咸阳地区农机公司的3位干部。我们一直工作至9月上旬“三夏”工作彻底结束和公购粮任务全面完成。其时，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已经“靠边站”，几个新人有的派性很大，有人甚至扬言要撵驻队干部走。但我们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排除干扰，还是完成了工作任务。国庆过后，我又与雷春华同志赴甘肃、新疆、宁夏外调，12月上旬才回到长武。

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

1968年9月10日，长武县革委会成立。9月13日，我才从甘肃兰州姐姐家返回长武（在那里治病呆了3个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我人不在的情况下，县上竟确定我为革委会生产组工作人员。

县革委会成立时下设部门只有4个（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政法组），工作人员更是少之又少。政工组5人，生产组8人，办事组、政法组都超不过10人。在这种情况下能被选为革委会工作人员，可算是十分幸运。我之所以能被选上，大概是因为：一、家庭和社会关系没有问题。二、在从1967年元月到1968年9月上旬，前后20个月时间中，我下乡、出差和当“逍遥派”的时间就有16个月之多。后虽参加了群众组织，仅为一般成员，没有担任过任何名目的职务。长武两次武斗时，我都不在县上（一次作为内清办公室工作人员，出差外调；一次长住兰州亲戚家治病），县上一些需要进一步查清的大事件都与我无关。三、熟悉文教卫生行政工作。

生产组的工作范围几乎囊括了原人委（县政府）除公安以外的全部工作。组长让我分管文教卫生方面的事情。在这里大约呆了20天。国庆节过后，县电影管理站要成立革委会，县革委会又任命我为这个单位的革委会主任。那时候，电影片子少，业务不很多，每天主要是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两报一刊社论等，隔三岔五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安排放些记录片之类。我不会放映业务，到时只去帮忙卖卖票，维持一下影院秩序，接待一下县里和有关部门领导等。

这期间，社会上大搞“三忠于”、“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活动，到处是一片“红海洋”。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人们普遍把毛主席语录，特别是最新指示看得无比神圣。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到处敲锣打鼓，传达贯彻，闻风而动。我们单位更不例外。

长武距离西安比较远，《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报纸来得迟，所以，县里看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较晚。于是，我和站里的同志商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我们随后即按中央台的记录速度广播记录下来，然后马上进行刻印，再连夜派人分片从各个机关单位的门底下送进去。这样，大家一夜未眠，但第二天一早起来，全县城各单位都能看到县电影管理站革委会送去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油印传单。我们单位门口的广告牌也及时换写上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此，许多人都对县电影管理站全体同志和我的革命精神、工作态度大加赞赏。

那年月，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频率颇高，我在电影管理站工作的2个多月时间内，就发表了好几条，所以这件事也够人忙乎的。我至今记得的就有：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最后一条最新指示于1968年12月21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这一牵动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号令，被人们称为“12·22指示”。

后来回想起来，我那时也真的狂热。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固然重要，但有必要那么急如星火、宣传不过夜吗？！

这年临近12月下旬，我又被调离电影管理站，到县革委会政工组报到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