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支配我们行为的一半，而把另一半委托给我们自己。

——马基雅弗利

一

1970年4月，地区革委会的张鸿科（西北局下放干部）和赵富考二同志参加了长武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认识了我，对我留下了好的印象。接着，在地区召开的汇报会和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又将我介绍给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组长丁怀斌同志。这年冬天，丁怀斌到长武检查工作，还亲自到我们县政工组宣传组抓的学哲学点（地掌公社地掌大队机井队）作实地考察，听取汇报。他对我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当面征求意见，问我能否到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去工作。我当时考虑到家庭的种种实际问题，不假思索地作了“有困难”的回答。如果我还算个能干点事的人的话，张鸿科、赵富考和丁怀斌组长则是最早发现我的人。

1973年冬，地委办公室主任兼革委会办事组组长蒋玉山（军队代表）到长武检查工作，又专门找我谈了话，详细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包括宣传组有多少工作人员，我这几年都写过什么材料，在什么报刊发表过，对宣传工作今后还有什么设想等等，我都一一如实作了回答。也不知道蒋主任问这些干啥？

1974年春节刚过，一天下午快下班时，县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常委兼革委会副主任薛志诚同志找我谈话，说地委想调我到地委办公室去工作，让我晚上回家去跟妻子商量一下，愿去还是不愿去，第二天上午要给他个回话。

我当晚并没有回家，当时也无跟妻子通话的通讯条件，更没有征求机关其他同志的意见。经过冷静考虑，我下定了克服家里一切困难到新的岗位去工作的决心。第二天一上班，我向薛志诚主任告诉了我愿去的意向。

听说咸阳地委组织部的文很快就到了县委，并且听说发文前再次征求了县委书记的意见，他满口应承同意。但因一位县委领导的干预又拖了一年多。

二

1975年6月底，我才正式报到到咸阳地委办公室工作，分在综合研究组。我1961年开始参加工作就分在咸阳，这次工作变动，亦算是二返咸阳。

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为苏耀先，副主任有赵富考、党沛、张友才。综合研究组组长为尹玉琦，因下乡蹲点，组里的工作由姚树发临时负责。这个组由赵富考副主任分管。其职能为调查研究，为地委、地区革委会搞材料综合，负责大会报告（讲话）稿的起草，同时，还办有一份内部刊物《咸阳简报》。这些，跟后来的政策研究室职能大体一致。

苏耀先主任对工作要求很严，抓得很紧、很细。他每天老早就来上班，亲自动手扫院、搞卫生，检查常委会议室和办公室的整个卫生状况，使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小干事只有跟着学、跟着干的份，也提前上班，提早打开水，拖楼道、楼梯，清扫厕所。不久，他调任户县县委书记，但他的作风我们一直在传承着。苏书记在户县任职5年，干得非常出色。在他80华诞时，户县的同志自发编印的一本《心中的丰碑》一书就说明了一切。对此，我有感而发，写了两首诗：

读《心中的丰碑》

—苏耀先老领导主政户县感赋

（一）

六十万亩六十方，硕大棋盘嵌画乡。

山水田林路重整，涝甘渭太井梳妆。

不学燕雀栖三树，敢效鸿鹄越五洋。

致富民知那时贵，造福百姓亦辉煌。

（二）

绝弃平庸创业痴，精心谋划纬经织。

驱车惊叹路成网，回首尤歆林笔直。

四水乖乖听调遣，五行跃跃紧实施。

捭阖横纵山河丽，誉满画乡登俏枝。

1980年，他又调回咸阳地委任秘书长，1983年地改市后提为市委副书记，我们仍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好的作风。

到岗后不久，办公室领导派我跟地委张维岳副书记到北五县下乡检查工作，司机为王西汉同志，开辆旧北京吉普车。这是我第一次跟地委领导下去，所以虽欣然领命，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唯恐平日形成的时间知觉有误，耽搁事情，还特地从一亲戚处借来块旧手表以把握时间。

张书记系地委领导班子中的二把手，分管农业，所以，沿途调查了解的多是农业方面的问题。当时，已值北五县小麦播种季节，但连绵的秋雨却使播种期一推再推，有的县甚至试验把小麦种子撒到地里，赶一群羊进去踩踏，用这种办法“播种”。张书记亦忧心忡忡，担心小麦播不到丰产期。所以，走到处都在征询“如果继续下雨，小麦播种怎么办”这个最当紧的问题。

张书记原准备只去淳化、旬邑、长武、彬县和永寿这5个县，后又临时增加了乾县和礼泉。当时咸阳地区辖14个县（市），等于这次去了一半。在与各县领导和基层干部群众交谈中，了解到农业学大寨中许多实际情况。他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指导性意见，我都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最后，我撷取了张书记的某些观点，加进了下面干部群众总结的一些经验、教训以及典型事例，形成了《张维岳同志对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一文，刊登在《咸阳简报》上，被机关许多同志看好。

张维岳书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颇有长者风范，无居高临下之威严，一接触就给人以亲切感。他沉着，稳健，座谈中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让人把话说完，也不轻率表态。他讲的意见，也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讲出来有板有眼，让人心服口服。

那时的干部作风也真过硬。这次下去在县里吃饭，都是每人每天交1.2斤粮票、8角钱伙食费，由我统一向县里办手续，一两一分也不含糊。记得在礼泉县委，我们就和县委机关干部同在饭堂就餐，吃一模一样的饭菜，唯一“特殊”的就是我们一行3人和陪餐的一位县领导没有排队，餐桌上除了每人的份饭外，另加了一盘烧茄子。这在今天，几乎难以想象和不可思议。

在淳化县，一天还顺道看了安子洼陶瓷厂。那天陪同张书记的除县委领导外，还有淳化县委宣传部长张鼎荣同志。他是张书记任高陵县委书记期间的一个老部下，后来调回原籍淳化工作。末了，张鼎荣让厂里挑选了1个价值2元的泡菜坛子放在我们乘坐的车上，要张书记带回去“以广宣传”。张书记说什么也不肯，坚决谢绝，并说不拿它也一样能宣传。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几十年过去了，它却像印在我的脑子里了。当时的场面，人物对话，递来推去的情景，都历历在目。每想到此，我亦被张维岳书记那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人格魅力所倾倒。联想到如今某些官员欲壑难填的贪婪和随心所欲的恣意妄为，真乃天壤之别。

三

1978年年初，我被抽调到地区“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工作。办公室设在地区农办，办公室主任由农办主任许廷方兼任。泾阳县是咸阳地区的“白菜心”之一，县委领导班子比较强，因此，为当年地区抓的重点县，地、县抽调大批干部在这个县的农村蹲点。我和一同抽调在学大寨办公室工作的李正仓（地委组织部干部）骑着自行车到这个县调查了解干部蹲点和整个学大寨的情况，一个不落地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整整用了1个月时间。最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综合报告，得到学大寨办公室领导的首肯。

这年7月初，我又被抽调到省、地驻旬邑工作组，落实中共中央[1978]42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我去时，工作组已工作了一段时间，我算是后来补充进去的。工作组组长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应斌和地委副书记刘长凯。工作组成员还有省、地干部上十人，其中有省委办公厅处长朱新民（后被提为工作组副组长），省农办杨云岫及省委组织部薛长智等同志。我分在杨云岫同志牵头的综合秘书组，负责文件的传阅、收集、起草，来信来访接待和工作组内部的联络服务。因了解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干部作风问题，曾去了旬邑县17个公社中的14个。期间，任应斌部长的处事稳健和看问题的客观、公正、准确，朱新民处长的文字功力和分析问题的透彻全面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旬邑工作期间，我跟朱新民同志一起起草过《关于贯彻落实42号文件解决旬邑问题的总结报告》等文件，向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这年7月中旬，旬邑县城贴出了署名“广播战士”的大字报。之后，大字报陆续上街，18、19、20日三天最多。对此，工作组认真进行了分析，并由我执笔以工作组名义向省、地委写了《关于旬邑县干部群众思想动态的反映》，约2500字。此报告受到工作组领导和成员的一致赏识，认为它准确地反映了旬邑县在贯彻落实42号文件中出现的新动态、新问题，文字也简洁、明快，所以这份材料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在旬邑工作组工作基本结束、大部分同志撤离时，又将我和地区药材公司副经理黄智绵留下作为观察员，一直留守到阴历年底。

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各级领导如何适应和面对这一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实施与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为一个最现实的问题。1979年年初，赵富考副主任让我和综合研究组另一位同志与地区计委的一位同志就这一问题做一番调查，然后由我执笔，写出篇带有理论色彩的文章，报送省委。听说是省委常委、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朱平同志出题目要的。

当时，咸阳地委党校正在分期分批地培训县、社干部，我们经与党校领导联系后，就从培训班里邀请了部分干部，先后举行了几次座谈。这些同志处在第一线，对干部思想状况了如指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都有许多好的建议和设想，因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丰富的材料。

例如，后来被写进文章的当时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是：不少同志至今余悸未除，内伤未愈。有的同志正确的不敢大胆地去坚持、去支持，明知是错误，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斗争、去纠正；有的同志对上级指示，不从当地实际出发，提出贯彻的具体办法，借口“尊重上级”，上级咋说咋办，安于当“收发室”、“中转站”；有的同志遇事不拿主见，借口“相信农民会种田”、“相信工人会做工”，当“甩手掌柜”，群众咋说咋办，忘记了领导者的责任，成了尾巴主义；有的同志是非面前不开口，碰到矛盾绕道走，学会“打排球”，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还有一些同志分不清转移过程中的主流和支流，开头和过头，顾虑甚多，畏葸不前，等等。

当时干部对经济工作熟悉的程度，调查的情况是：“某县33名公社一、二把手，有6名基本不懂农业，27名仅懂得种、管、收等一般农业常识。这个县的农林水利部门20名领导干部中，懂得本行技术知识的仅5人，具备一般业务知识的11人，有4人对自己领导的工作，纯属外行。”

我们将调查来的这些情况和数据写进文章里，使领导层有了一个基本的估量和把握。

县、社同志在座谈中一致反映，要解决善于指挥的问题，必须要转变领导作风，也列举了作风飘浮的种种表现。这一点，我感受尤深，因此，在文章里写了这样两段：

“善不善于指挥，是不是实行了正确的指挥，要靠实践来检验，要有好的作风来保证，要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相结合。那种老是‘坐着汽车满天转，回到机关去吃饭’，满足于蜻蜓点水、浮光掠影、‘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那种‘名字挂点、物资喂点’的做法，那种整天泡在会议里、埋在文件堆里发指示的人，是绝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和实行正确指挥的。那只会是隔山放炮，准头小，敲鼓打不到点子上，工作抓不到要害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空前艰巨的事业，单凭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是想不出来的，单凭坐在小汽车里是‘看’不清楚的，单凭从电话耳机上是听不明白的。必须迈开双脚，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实践中去……才能和群众心心相印，掌握群众思想的脉搏，抓住工作中的关键问题，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

对于敢于指挥与善于指挥的关系，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敢于指挥和善于指挥这两者并不矛盾，它们是统一的。首先要敢于抓工作，‘怕’字当头，不敢指挥，善于指挥就无从谈起；但是，如果离开了善于指挥，敢于指挥就会成为盲目蛮干，带来不应有的损失。那种认为敢于不敢于指挥是态度问题，善于不善于指挥仅仅是个方法问题的认识是片面的。把二者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文章经赵富考副主任和许廷方秘书长修改后报送给省委，当年8月3日的《陕西通讯》第43期全文刊登。听说朱平主任对这篇文章给了很高评价。

赵富考副主任文字功底扎实，起草的公文、讲稿等都使我们折服。对于下级又是一副古道衷肠。后来，又兼任地（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退休后，更热衷于老年书画诗词事业，担任过市老年书画诗词研究会会长。2011年9月16日不幸因病逝世，我含泪写了一首词：

鹧鸪天·缅怀赵富考老领导

菩萨心肠待下级，热情奔放马蹄疾。总结讲稿常出彩，党史公文多妙奇。    亲墨道，恋书笈，诗词摄影乐难疲。风高节亮一师长，耳畔心声德永遗。

这首词，基本表达了我对他的感悟和崇敬。

1983年机改后时间不长，上官相同志担任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上官心地特别善良，待人特别厚诚，工作特别扎实。每天上班早到迟走，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个闲不住的“工作狂”。他的那种“老黄牛”精神促使我在工作中始终不敢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