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地市委政策研究室--中西部法制官网普法门户网站-www.zxbfzttv.com

1980年元月，我与研究室两位同志去乾县搞调查。在座谈中，我详细记录了该县城关公社太平生产队实行作业组的办法和临平公社寒寨大队回子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基础上的大包干的办法；根据与梁村公社北郭六队队长赵建文的详细座谈，写出了这个队坚持作业组的调查。这3份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群众在农村改革中探索的足迹。后来被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吴象所重视。

长武县是咸阳地区推行大包干责任制最早的县。县委书记桓志信和县长胡希茂曾被当时的地委主要领导人多次批评和责难。县农委主任赵锡彬和农业局长赵启远更不待说。但他们还是顺应历史潮流，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不动摇，使长武的老百姓早得改革开放的实惠。

1981年12月，借地委主要领导调离的机会，研究室指派桂钦佩同志和我赴长武进行调查，写出了《长武县在实行包干到户中注意维护集体经济的调查》，回答了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对长武县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种种责难。

次年春，地委主管宣传工作的路玺琪副书记要到南部几个县调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研究室派我跟他一块下去，回来后以他的名义写了调查报告，明确表示了对大包干责任制的支持态度，也提出了一些完善意见，刊登于地委办公室《送阅件》上。

1982年12月，我与研究室两位同志下去搞调查。先后去过咸阳、周至、户县、兴平、长武等县（市）。我们发现大包干后，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农村新的经济联合体正在蓬勃兴起。当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已发展到5000多个，参加联合体的农户约2.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6%。这种“新的经济联合体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产物，是农民群众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后，自己走出的一条治穷致富的新路子。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奔，大有迅速发展之势。”因此，我把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归纳、整理和思考升华，写出了《咸阳地区农村新的经济联合体蓬勃兴起》的调查报告。由于抓住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和新的苗头，材料送出后，受到上级和有关方面的重视。省委办公厅随即在1983年1月的《调查资料》上刊登，省委党校也在其《理论调研》上予以转载。

1983年4月，受地委主要领导同志指示，我带地区畜牧兽医站的吴凤桐、柳永钦二同志用半月时间赴咸阳地区北五县对发展养牛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吴、柳二同志都是专业技术干部，与我这个长期从事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行政干部联手，正好可以相得益彰。

调查中，我们与当地县社领导、农牧系统干部和农民群众广泛进行了接触和座谈、讨论、算账，这一调查题目也普遍受到重视。比如，旬邑县委书记张健同志之前就已专门调查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所得到的材料，数据翔实、可靠，又经过充分讨论，对问题分析得也比较中肯。最后，由我执笔写出了《大有作为的一项事业——咸阳地区北五县发展养牛的调查》。报告中还用了诸如“老黄牛青云直上，小毛驴趾高气扬”以及“社员从它身上能得力种田，得肥增粮，得钱致富”等农民群众的鲜活语言，所以，报告向地委主要领导交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地委办公室在5月7日的《送阅件》上加按语刊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随即播出。

1984年的机构改革，又将地委政策研究室与地委办公室合并，我又回到了办公室。1986年9月，离职学习2年回到机关后，我与晁怀忠同志在秦都区发现了一个农民联营的蔬菜批发企业——沣西乡蔬菜批发站。“一年多时间，共向甘肃、青海、内蒙、宁夏以及北京、天津等省、区、市推销蔬菜约4500万斤，占这个乡蔬菜总产量的25%。”我们意识到，这是为搞活农村商品流通走出了一条新路子，其意义不可低估。于是，我俩用几天时间在该站调查，在群众中走访，写出了调查报告，很快刊登于省委研究室当年的67期《调查资料》，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

在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我参与的比较重要的调查还有：1981年5月与桂钦佩合作的《关于咸阳市棉花生产情况的调查》（桂钦佩主笔）、1981年10月与马云溪及原咸阳市委（小市）副书记张应选搞的《关于咸阳市当前棉花交售情况的调查》（我执笔）、1982年4月与王至诚等同志搞的《户县发展多种经营的调查》（王至诚牵头，我执笔）等。至于为会议起草报告稿、领导讲话稿等，那就多得记不清楚了。

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总是要紧跟地市委总的工作部署。地委大的会议，那是须臾不能离开。大会一完，又得赶紧下去搞调查，写调查报告，办《咸阳简报》，或者为另一个会议做准备。所以，经常忙忙碌碌，难得消闲。

1986年底，市委又将政策研究室与办公室分开，我的名字还在政策研究室挂过一个短暂时间，有过个副县级研究员的头衔，实际干的都是市委安排的其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