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辈子不可能不离开老师，自学是自己一辈子的老师。
——乔万才
粉碎“四人帮”后，我先后失去了两次学习深造的机会，至今想起来，仍非常后悔。
一次是1978年春季，国家在10年动乱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当时，长武县几个曾经从事或正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撺掇我一起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分院新闻系。对于考试，我倒并不怯惧，因为虽然原来没有大学学历，但初中和中专阶段的知识基础是扎实的，又有7 年通讯工作的经历，新闻业务也不陌生。但我的家庭当时面临重重困难：爱人在位于咸阳郊区的地区苗圃上班，距离我供职的地委机关近10公里，4个孩子又放在长武老家，托亲戚照管，一家人分居4处；爱人参加工作后，孩子的户口未能转出来，仍要在原籍生产队分粮吃饭，我每年夏收秋播时都得回去打理；我在机关无单元房，暂住两人一室的单身宿舍。三大难题的困扰，使我感到压力颇大。如果考取了出去学习，爱人和孩子遇到的困难会更大。
长我3岁、和我交往颇深的陈祖声同志（原为长武县广播站编辑、记者，新调县委写作组工作）报考被录取了，毕业后分配在人民日报社函授部任副主任，后来又辗转到中国电子报社任领导，教授、高级记者、会长等，头衔一串。老陈多次说起假如当年我也去报考，一是一定会被录取，二是以我的行政工作能力和新闻业务水平，一定会比他干得好。祖声几十年里一直和我深深地交往着，我衷心感谢他对我的赏识和厚爱。但世界上只有现实，哪有假如？我只能从内心深处对祖声表示歆羡，佩服他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做出的正确抉择，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人常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只有几步。而自己恰恰在这关键的一步上没能迈得出去。
1979年冬，又有一次机会：陕西省委党校从地、县党政机关干部中招考理论培训班学员。当时，我的大女儿和儿子刚来咸阳上学，由我照管。家里的三大困难（爱人远、户口未转、无房住）仍无一得到解决。加上机关一些熟悉的同志一块议论那些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前后遇到的尴尬和难堪，大都心有余悸，谈虎色变，也动摇了我内心曾经萌动的愿望，又一次选择了放弃。
两次失误使千载难逢的机遇与我擦肩而过。
1983年冬，组织抽调我作为工作组一员，在彬县搞机构改革。彬县机改结束后，我又被抽调到杨凌区机改工作组。这时又传出一个消息：陕西电大招党政干部管理专业学员，学制为离职学习2年。这时，一个是出于文凭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参加工作24年了，一直没能外出学习，深感原有的知识已经适应不了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需要更新和充电。同时，也预感到这可能是自己革命生涯中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职学习的机会，一旦失去，则无法挽回。亨利·福特说过：“在这个世界中，人能拥有的真正的安全保障就是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储备。”于是，我抹下脸皮，硬着头皮，顶着风言风语报了名。
杨凌区机改工作组成员不少，人均工作量并不是很多，但分给我的任务（写材料）却十分繁重。想请几天假复习课，那是难上加难。于是，我只好起早睡晚，粗粗翻了翻书。听天由命，孤注一掷，冒然走进了考场。庆幸的是，我原来的知识基础打得比较好，笔试政治77.5分，语文61.5分，史地66.5分，数学41分，总分246.5分，竟被顺利录取。
1984年8月，全国新闻系统为了解决没有大专学历的新闻工作者评职称问题，组织了一次补考（首次在1983年12月，我当时不知道），我也冒然去应试了。考场设在西北大学，我也是第一次踏进这个校园。因系仓促上阵，同去的一位熟人笑我穿着太随便、太寒酸了。考试结果，我的成绩是：新闻90，语文80，政治67，又庆幸通过，拿到了由全国新闻高级评审委员会颁发、有主任郁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署名的“1983年全国新闻系统统一测试成绩合格证书”，承认其大专学历，可以参加职称评定。
9月初，电大开学，我以42岁“高龄”走进了课堂，当起小学生来。电大是个没有围墙的大学，我们这个党政群口班，就借用省供销技校的教室，并由该校派教师当班主任。班里共22位学员，主要采取看书本和集体听讲课录音的方法学习。也先后请过西藏民院、西北轻工业学院、武警西安工程学院、咸阳师院、咸阳教育学院的老师来辅导。电大的教材很棒，可以说是优中选优（据说得到国际上认可），讲课的老师讲得也很好（听录音）。所以，不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中国古代史》《中共党史》《形式逻辑》《写作》，还是《法学概论》《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我都喜欢听，喜欢学。尤以福建某大学黄修己老师编著和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给我留的印象最深。此时的我对于学习，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西方谚语说过：“知识能使你增加一双眼睛。”
同班的其他21位同学也都是从工作岗位上来的，也都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所以学习都比较卖力。李学浩、谢敏、吴起、许兴琳4人就干脆住在学校学习。大家相处得也非常融洽。
说来惭愧，此时的我已工作了24个年头，工龄大于同班小同学的年龄，年龄比年龄最小的大了整整20岁。说是同学，真有点说不出口。大家推荐我作党支部书记，也可能是出于对年龄的尊重，对外，大家都称我“老班长”。在此期间，班里还发展了4个党员，我都是入党介绍人之一。
在学习上，我是个不知足的人。因为苏格拉底说过：“真正的幸福非外部发生，而在于内部的知识与道德。”电大设置的那些课程对于我来说，还不能完全满足其学习欲望。开学后不久，听说陕西省高教自学考试开考，我又报考了党政干部专业的4门课程：形式逻辑、大学语文、中国近代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形式逻辑，我们正在学（版本不同），我将录音带提前听了一遍；大学语文、中国近代史和科学社会主义3门课，找来自学考试教材业余学习。11月17、18两日4门考下来，都拿到了单科合格证书。1985年春季，在学习电大课程的同时，报考通过了自学考试的文学概论、哲学、中共党史。秋季，通过了政治经济学、法学概论和国民经济管理学。至此，通过3次应考，首先通过了党政干部管理专业自学考试专科阶段的10门课程。于1985年12月提前拿到了毕业证书，越过了大专学历这个坎。
在参加自学考试中，我也感慨良多，于1986年写过一首自由诗，发表于1988年8月10日陕西省《自学考试报》。
考 场
心脏啊，莫要这么急促地跳，
注意力的聚焦啊，丝毫不能散，
头脑的琴弦啊，松些再松些，
思维的车轮啊，快点再快点!
选最简洁的词句，
用最朴实的语言，
把多少个拼搏的日日夜夜，
凝聚成向祖国汇报的一份答卷。
1986年7月，电大学习结束。论文《浅谈高教自学考试的优势和潜力》获得通过，顺利拿到文凭。论文后在1988年省高教自学考试理论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学考试与成才》一书。
1986年春秋，我又报考通过了高教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共党史》《写作》《文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形式逻辑》，汉语言文学专业专、本两阶段12门必修课目通过了8门。由于单位工作忙碌，剩下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外国文学》等，再没能顾上去报考。
与此同时，我从1985年1月至12月参加了人民日报新闻智力开发中心的函授学习。期终考试总成绩86分。1986年3月拿到了结业证书。期间，我的作业《勿舍近求远——从找对象想到选拔人才》（小评论），被选登在1985年第4期《新闻战线》杂志。
离职学习两年间，我是又勤奋刻苦，又潇洒自如。说勤奋刻苦，一点不假。电大课程加上两个专业的自学考试课程，加上函授学习课程，确实忙得够呛，晚上常常顾不上出去看电视（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要到机关公共场所去看）。说潇洒自如，因为除集体听课外，时间主要由自己支配，在学好电大课程的前提下，可以选学自己有兴趣的知识，先学要应试的课目，能取其所需。妻子在银行上班，时间特别紧，我常代她买菜、做饭，料理家务，一举两得。
我衷心感激初中阶段和中师阶段的曹生存等老师，他们让我在这个阶段知识基础打得扎实，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受用不尽。这时虽然在学习新的知识，又似乎在温习过去学过的知识，那些原先学过的知识似乎一古脑儿都跑出来帮忙，助阵，使我于繁重的学业中却学得轻松，自如。4个学期的考试，次次总分全班第一。为此，咸阳市电大工作站还在一期简报上专门对我的学习情况作了介绍。
两年离职学习，拿到了两个大专正式文凭，两个大专合格证书和结业证，通过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专、本科2/3的课程考试。机关一些没有大专学历或自学考试半途而废的同事有的惊叹，有的钦羡，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总觉得这是迟到的收获，逼出来的成绩，“亡羊补牢”所得的一点安慰，心里总感到酸酸的，真有点范进中举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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