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噬杀人，世上有太多的男女被苦难的磨盘碾成了齑粉；苦难也成全人，不少英雄好汉都是苦难这颗树上结的果子。非凡的发苗，多半是为了和苦难较劲。

——h·y

跨过去了，身后的磨难便成了财富；跨不过去，脚前的坎坷便是坟墓。

——王  蒙

人常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80年，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可谓多灾多难。灾难真如泰山压顶，压得人几乎窒息。如今时间虽已过去30多年了，每当想起，我还直感叹：当年不知是怎么挺过来的！

这年春节过后，我俩口将小女雅娟和小儿子文平也带到了咸阳。因妻子在距机关近10公里的省建十一公司上班，只有礼拜天才能回市内，所以，经征得二哥二嫂同意，把刚刚高中毕业的侄女金芳也带来帮我们照看孩子，料理家务。尽管居住条件特差，但总算一家人到了一块，结束了一家人两地四处分居的日子。

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妻子秀贤1977年初来咸阳上班后，我住在地委机关，她住在地区苗圃，3个孩子在长武县马寨村老家上学，由岳母带着；小儿子则由孩子他大姨妈在她家照管（长武县姜曹村），一家人受尽了作难。1979年初，我俩将大女儿和大小子带到咸阳上学，由我经管。

1980年春节过后，地委决定由张世弟副书记带领，抽调地直机关和各县市同志参加，组成工作组赴泾阳县搞选举试点，其中也有我。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作组办公室搞综合，同时也下去蹲点试点，并检查各试点社、队的进展情况。

3月下旬一个下午，我正在蹲点的姚坊公社瓦王村房东家写有关选举方面的材料，机关的一个电话经过泾阳县和姚坊公社，辗转打到了我蹲点的大队，说是家里有急事要我速回。我一方面赶紧准备，一方面预感到一种不祥。因为我星期天休过假回到泾阳才只有3天，没有非常之事，家里轻易不会叫我回去。大队干部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县城，总算是赶上了泾阳到咸阳的末班车。

回家后，儿子告诉我，小弟患病先在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不行，又转到省二纺医院了。我顾不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顾不上喝一口水，赶紧小跑着往医院赶去。此时，小儿科的张金安主任和几个大夫正在抢救室对孩子进行抢救。我一看，孩子除了头皮上扎着吊针外，喉头已被切开，插着管子输氧。他昏迷不醒，呼吸已很微弱。妻子秀贤在一旁战战惊惊，泪眼婆娑，泪声泪气地不住求大夫一定要抢救下我们的孩子。侄女和大女儿在一旁也吓得不知所措。张主任向我简要介绍了孩子的病情，说是他们诊断为麻疹合并肺炎，送这里晚了，只能尽力而为。我除了求大夫抓紧抢救外，再不知说什么好。

从我赶到医院算起，抢救继续进行了大约有1个小时，终于无力回天。我和妻子眼看着死神从眼皮底下夺走了我们那聪明、可爱的孩子的生命。他未能给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此时，他刚刚过了4周岁生日。

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如晴天霹雳，使我们猝不及防。秀贤哭天扯泪，撕心裂肺。我和侄女及在场的大夫好不容易才将她拉着离开了抢救室，回到我在地委机关院内的那个家里。我则强打精神硬撑着请机关的同事帮忙处理孩子的后事。这一夜，我和秀贤一眼都没有合。秀贤哭着告诉我，我走后第二天娃就有病，侄女电话把她从单位叫回。先在机关医务室看，不见效。接着又到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看，仍不见好转。她想电话叫我回咸阳，又觉得我刚刚回来过，怕影响不好。第三天，她要求中医附院收娃住院，但那个大夫却慢条斯理，推三推四。眼见得娃病情越来越重，呼吸都困难，她才和侄女把娃赶紧抱到二纺医院来救治。谁能料想病情会发展得这么快！

秀贤反反复复说自己真傻，把孩子的病大意了，送医院迟了，自责不已，悔恨不已。

我和秀贤生了4个孩子，前面3个孩子都已患过麻疹，但那都是在老家患的。当时，经管孩子，常常有几个嫂子帮忙。特别是精明过人的二嫂抓养孩子极富经验，我的老大、老二、老三3个孩子患麻疹时，二嫂都一直在身边，该请医生，还是该用土法治疗，如何护理，她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所以，几个孩子虽曾患过麻疹，但都安全度过。这一次，没有几个嫂子在跟前帮衬，秀贤尚缺乏经验，孩子的体质本来就差，患麻疹合并肺炎又发展得特别快，使人始料不及，以致对病情有所贻误。对此，我只能把痛苦压在心底，一再劝慰秀贤：你已经尽到责任了，别“想那么多”，别“钻牛角尖”了。

文平这孩子命真苦。生下来刚1岁，我和他妈就抛下他，就被断了奶，在他大姨妈家寄养2年，在他姥姥家寄养1年。3年当中，只有几个春节时能与爸爸、妈妈一块相处几天。平日里与姐姐、哥哥见面也很少很少。他太缺乏母爱和父爱了，也太缺少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感觉了。扪心自问，我们也确实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也是血缘关系使然，文平一到咸阳，一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整天总是乐呵呵的。说他爱妈妈，爱爸爸，爱姐姐，爱哥哥，小小的屋子里，经常洒满了他和姐姐、哥哥欢雀一般的笑声。尤其是和哥哥睡在一起互相挠痒痒逗乐的情景，使人永远难忘。可谁能想到，这好景却是那么的短暂，只有1月多时间，转瞬间就消逝得无影无踪。这给一家人、尤其是秀贤和我的心灵上造成了莫大的痛苦。

我让秀贤把内心的痛苦大声哭出来。她忌讳我们住在机关院内，怕惊动别人、影响别人，总是不肯。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一个劲地啜泣。

好多亲友轮番来劝慰，但她心里的那个结总也解不开，真拿她没有办法。不出几天，她人瘦了一大圈，眼圈发黑，体力已严重不支，我只好日夜在医院陪侍着她，背着她楼上楼下去各科室检查。半月过后，才稍稍有所好转。

体质一差，什么病都会乘虚而入。秀贤出院不到半月，又患上了痢疾。她不愿意二次去省二纺医院，我又送她到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仍是日夜陪侍，家里全交给侄女打理，并按时往医院送饭。一周后的一个中午，总算痊愈出院。

祸不单行。我陪秀贤刚刚回到家，发现小女儿雅娟拉肚子。我丝毫未敢怠慢，赶紧把娃带到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检查。一化验，医师确诊为菌痢，赶紧送住院部传染科住院。幸好她妈妈刚刚腾出的这张床还空着，女儿又住到她妈妈刚住过的病床上。

这样，秀贤在家养病，我又陪小女儿住院。

入院后，医师开出了各种检查化验单，并给用上药，扎上了吊针。扎吊针时，小女儿手上的血管特别细，不好扎，护士换了几个人仍扎不进去，最后来了一位老护士阿姨，才一下扎了进去。第二天，医师不知是怕针难扎，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然再未开吊针，只开了口服药和肌肉注射针剂。晚上，孩子体温上升，开始烦躁起来，眼睛圆睁，哭闹不止。我凭以往的经验判断，孩子系患痢疾脱水所致。我再三央求值班医师给开药输液，谁知那个慢条斯理、麻木不仁、对病人极端不负责任的大夫生怕树叶下来塌头，坚持说要等到第二天主管大夫上班再作处理。我一看，如不采取措施，孩子不仅一夜难以入睡，而且会有生命危险。于是我要求立即并着手抱孩子转院。值班大夫一见我态度坚决，真的要走，才着护士连夜从家属院叫来主管我孩子的大夫开了吊针用药。随着药液的汩汩输入，孩子遂不再哭闹，烦躁劲亦慢慢退去，眼睛也渐渐闭上，进入睡眠状态。大约经过一个礼拜的治疗，方才出院。

秀贤虽已住了两次医院，身体稍有恢复，但内心的结并没有完全解开，整日长吁短叹，泪流不止。不出1月，身体又支持不住了。我赶忙再次送省二纺医院检查。化验单上显示，肝功的几项指标均不正常，医师诊断已患上了肝炎。按照中医理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之肝气郁结，肝脏受损。于是，当天又办手续，第三次住进医院。

此时的我，焦头烂额，已近麻木，只能直面家中的遭遇和磨难，对其它任何事情都已不大关心。这一年，国家给干部职工按40%的比例增加工资。由于政策比较原则，可操作性差，评议工作使许多单位紧张得空气几乎凝固。听说评工资的会上，与会者不敢须臾离开一步，连大小便都只得忍着，生怕一离开，那本该到手的名额会不翼而飞。而我却连这样的会场也无暇和无心顾及，只能听天由命。我不在，单位肯定不会评上。好在主管劳动工资的地区劳动部门几位局长和科长因工作接触，了解我的工作、工龄和工资情况。经劳动局同志呼吁，最后在地区的机动指标中给我调整了一级工资。这使患难中的我心灵得到了些许安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秀贤这次住院大约10天后，一天中午，我从医院回家给她取换洗衣裳，发现小女儿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发软，胳膊举不起来，腿站不起来。我当即着侄女去医院陪视秀贤，我赶紧抱小女儿去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经检查，医师初步诊断为散发性脑炎，建议去西安的大医院进一步检查和住院治疗。

事不宜迟。第二天，我当即抱着孩子踏上了去西安的59路公共车，经过倒车，来到西安市儿童医院。接诊后，那位资深主治大夫李鸿英诊断为病毒性脑炎，并将其作为典型病例给那些实习医生们讲解。

小女儿住院后，病名越来越多，病情也越来越重。凡医师给开出的检查项目，一经检查，几乎都有问题，无一例外，病也不仅仅局限于病毒性脑炎。后来，李大夫又根据和其他医院会诊的意见，还诊断为患有病毒性心肌炎等。

大约10天后，孩子每天晚饭后即烦躁不止，哭闹不止，甚至产生幻觉，要拿着同病房邻床那个小孩玩的皮球打她眼中“看”到的“怪物”。这时，我只能紧紧地抱着她在病房里转悠。值班大夫遇到这种情况，只能给开瓶甘露醇静脉点滴。随着药液的作用，她才能渐渐平静下来，慢慢入睡。这样，每天一到吃完晚饭，我的头就有笼大，熬煎当晚又如何熬过去。

我每天除了陪孩子治病，还要抽空用酒精炉子给她做饭。由于服用激素的原因，孩子的饭量特别大，往往这顿等不到下顿。医院的大夫说，像这样的重病人，至少得有两个人陪侍，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天哪，妻子还在咸阳的医院住着，侄女既要陪她住院，又要给我两个上学的孩子做饭，家里哪里还能抽出人来？从老家再请亲戚来吧，住宿问题又怎么解决？

那时，通讯极不发达，家里没有固定电话，手里没有BB机、小灵通和手机，离家的日子多了，还不知道妻子在咸阳住院治疗的情况怎样，她也一定对住在西安医院的小女儿牵肠挂肚。每当夜深人静，我想到家里近来发生的一切，就不由得鼻子发酸，眼泪涌出。厄运怎么这样接二连三无情地折磨着我和我的家人，又怎么不容我们有一丁点喘息的机会？

小女儿在西安住院2个月，我一直走不开。西安离咸阳近在咫尺，我却腾不出身来回咸阳看一看也在住院的妻子。直至小女儿出院前一个礼拜左右，她的病情已基本稳定，我托同病房住院小孩的家长帮我看了一晚孩子，才回咸阳看了一趟她。

小女儿的病，治到后期，越来越不像病毒性脑炎和病毒性心肌炎的症状，身兼医疗和教学任务的李鸿英大夫也一头雾水，似乎对自己的诊断发生了怀疑。在小女儿的出院证上，她写了几个病名，但又都打上了问号。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在灾难的泥淖中苦苦挣扎了几个月，直至当年的7月底，她母女2人才陆续出院。为了改变一下环境和避暑，我将她们连同上学的孩子一齐送回长武老家。环境的改变，亲友的劝说，生活的调理，妻子和小女儿的身体才渐渐恢复，特别是妻子的精神状态慢慢有所好转，这一磨难总算过去。

这一年，命运太过残酷地炙烤着我。在这场劫难中，作为家庭顶梁柱的我，知道“勇气减轻命运的打击。”（德谟克利特语）因此，我只能反复宽慰着自己：死去的已不能复生，活着的还要好好活下去。也反复警告着自己：面对灾难，“忧虑就像雪球上的把手一样毫无用处。”（米茨·钱德勒语）因此，我只能选择坚强，绝不能倒下！灾难就象炼狱，也将我从一个文弱书生炼出了顽强的意志。美国人卡耐因说过：“人在身处逆境时，适应环境的能力实在惊人。人可以忍受不幸，也可以战胜不幸，因为人有着惊人的潜力。只要立志发挥它，就一定能渡过难关。”

但是，小儿子的夭亡，对妻子的打击，却是致命的。母子连心呀！从此，她染上了肝炎。尽管她出院后以她开朗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支撑工作，支撑家务，但病魔却在慢慢地吞噬着她原本健康的肌体。人渐渐消瘦，精力渐渐减退。虽然在1989年、1994年两次住院，但仍未能挖去病根。终于在22年后的2002年，被肝脏肿瘤夺去了她年仅55岁的生命。

小女儿在3年后的1983年又曾两次先后在咸阳市第二医院和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长时间住院。1986年不明原因的不思饮食，我也都陪视着她，并带着她去西京医院和宁夏固原、甘肃白银求医问药，寻求治病的灵丹妙方，终于使她摆脱了疾病的羁绊。

在我家遭难的日子里，段相文同志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俩自1974年相识后，由于意气相投，互引为知己。顺境时，我们相互支持，逆境时，相互鼓励，共同克服了好多困难。

我也为他赋诗一首：

赠  相  文

办事难得恁赤诚， 聪明老练敢承头。

耳听上下知进退， 目洞古今明去留。

逆境达观心地广， 顺时幽默火花稠。

谨严仔细防疏漏， 苦尽甘来天道酬。